抱歉，不太了解医学和历史，另请高人吧
医学史上的这两次事故，一次把乔治·华盛顿给弄死了，另一次把英王查理二世给弄死了，而且，这两人都死于同一种治疗方法，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大人物的死亡，这种治疗方法，渐渐被淘汰掉了。
事情发生在1799年，鞠躬尽瘁的华盛顿已经67岁，身体条件已经大不如前，以前是战场上枪林弹雨猛如虎，现在是在淋了一场雨就病如鼠。也正是这场雨，华盛顿引先是发烧喉咙痛，随后进一步发展成喉头炎和肺炎。
要搁现在，也就是几把感冒药就完事儿，但是当时，华盛顿被医生给忽悠缺了，坚持认为感冒就要放血，当时的医生们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为了治疗感冒，医生们先后给华盛顿放血2500毫升，要知道，一个正常人也就5000毫升左右的血液，于是，被放掉一半血的华盛顿，成功的摆脱了感冒的折磨——虚弱而死了。
同样遭遇的还有咱们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1685年，正是英国崛起的辉煌时候，查理二世却出现了轻度的中风，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当时的御医们立即采取了流行的治疗方法——放血。于是，在放了800多毫升血以后，御医们又增加了加料、灌肠等一系列加强版治疗手段。最终，在这些御医孜孜不倦的治疗下，查理二世终于受不了，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在怀特霍尔宫里面一命呜呼。
当然，这种放血治疗的骚操作，可以说是让不少人深受其害，包括诗人拜伦以及音乐天才莫扎特，这些大神级别的人物，都是因为疾病折磨下，放血过多，最终太过虚弱一命呜呼。
当然，也正是这些人用生命作为代价，医学史上，放血治疗才没有作为一种常规治疗手段流传下来。医学的每次进步，带来的都是更多健康以及更长寿的生命，感谢那些推动医学进步的天使们！
事故一：疫苗
疫苗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不过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世界各国也发生过一些严重的事故。
3年前，印度一家大型疫苗生产厂家因篡改五联疫苗保质期时间进行过疫苗召回，尽管疫苗本身质量没有问题，但WHO很快将该厂商从五联疫苗合格供应商中除名，之后这家大型疫苗工厂经营情况开始急剧下滑，疫苗销量降幅接近60％。
现在的印度疫苗市场，每一批疫苗在进入销售环节前都需要接受三方面检测，只有最终通过质量论证才能拿到合格证书并最终进入市场。
日本也曾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假疫苗事件价。1996年，日本绿十字制药使用艾滋病和肝炎患者血清制作乙肝疫苗，导致部分病人接种后感染却一直隐瞒不报。
最终东京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日本厚生省管理疫苗官员，绿十字制药公司董事长，脏器制药公司董事长等均被逮捕起诉。2011年，40多万受害者一共获赔3.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60亿元），个人最高补偿3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21万元）。这一史上最大的赔偿案也促使日本疫苗管理新规出台。
日本最大药企“武田制药”也曾（2014年）因隐瞒艾可拓（吡格列酮）不良反应，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罚款60亿美元。
邻国菲律宾今年年初也发生一起疫苗事件。今年1月份，据登革热相关观测报告，有17个案例其中4人是因登革热休克而死，赛诺菲登革热疫苗不得不退还未使用疫苗货款，并退还费用8700万欧元，后有议员询问菲律宾卫生部官员赛诺菲公司的刑事责任。
上世纪中期，美国卡特制药厂也曾陷入一起严重的疫苗事故。由于病毒灭活不彻底，12万名接种儿童中的4万人染病、上百人瘫痪、5人死亡，最终卡特实验室研究所所长被开除，美国卫生部秘书长Hobby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Sebrell引咎辞职。被罚巨款后，卡特也丧失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权。
卡特疫苗事件也促使美国建立起严格的疫苗监管体系，监管渗透在研制、生产、运输、存储，以及使用和反馈各个环节。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FDA总共主动召回过3个疫苗批次：第一次是因为标签错误；第二次是生产过程被污染；第三次是由于FDA在一个生产工厂发现可能的制造问题。
澳洲政府也曾因疫苗事故作出重要举措。90年前，12个孩子死于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的白喉疫苗，之后澳洲TGA（药品管理局）诞生，“医疗用品管理法”在1989年获得通过。如今澳洲如今成为药品市场准入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在疫苗方面，现在的澳洲拥有全世界最严格的疫苗测试及注册系统。
上世纪70年代，英国曾爆发百日咳疫苗和麻腮风三联疫苗事件，虽最终证明跟两种疫苗本身无直接关联，但英国政府依旧给予受到疫苗接种中的受害者相应赔偿。1979年，英国政府出台《疫苗损害补偿法》，由国家补偿受损害家庭。到目前为止，英国政府至少为疫苗赔偿过1.6亿英镑。
事故二：辐射
1986年4月26日凌晨，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金属的味道。凌晨1点26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军事化第二消防站的28名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救火。
然而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火灾。在与大火整整战斗了一个小时后，消防员们全都皮肤泛红甚至溃烂，并且剧烈头晕和呕吐，随即他们被紧急送往医院。很快，由于普里皮亚季市的医院条件有限，这些消防员被空运往基辅临床研究所与莫斯科第六医院。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丨图虫创意
但是这一切只是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切尔诺贝利人多年的苦难，还有长达几十年的医学研究。
事故成了急性放射病的试验场
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核泄漏事故。事故当天累计有600多名消防队员和救灾人员赶到现场。由于接受了大剂量的辐射，最终共有134人被确诊为急性放射病，其中28人在随后3个月内去世，这中间就包括瓦西里·伊格纳琴科（VasiliIgnachenko）。
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发生的急性放射病丨参考文献16
瓦西里是第一批奔赴事故现场的消防员之一。由于缺乏防护，这批消防员遭受了最大剂量的核辐射，大多患上了严重的急性放射病。在莫斯科第六医院，瓦西里每一天都和前一天判若两人，他嘴巴、舌头、脸颊的小伤口愈变愈大，皮肤上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身体也从蓝色逐渐变为红色和灰褐色。
但有些特别的是，在莫斯科第六医院住院期间，瓦西里接受过由白血病研究专家罗伯特·盖尔（RobertGale）医生主导的骨髓移植治疗。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前，骨髓移植治疗只在灵长类动物中试验过，尚未运用于人体。但这次突如其来的事故，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34名急性放射病患者全部出现了明显的骨髓造血功能障碍，如果不从根本上恢复患者的骨髓造血功能，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死于难以控制的感染和出血。于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骨髓移植成了那些骨髓功能严重衰竭的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影视作品中的瓦西里·伊格纳琴科消防员丨电视剧《切尔诺贝利》剧照
然而试验结果并不如意，包括瓦西里在内的13名患者接受骨髓移植治疗后，最终仅有2人存活下来，11人死亡。在妻子的陪同下，瓦西里在医院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周。“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肺和肝的碎片都从他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瓦西里去世后，由于身体肿胀，妻子已经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能让他光着脚下葬。
其实今天的我们很难去指责当时的医疗决定。毕竟，现代医学对于急性放射病的认识，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切尔诺贝利事故。这次事故是1940年核能出现至今，出现急性放射病例数最多的一次，于是自然也成为了急性放射病多种治疗手段的最大试验场，以至于之后不少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开发，也借鉴了切尔诺贝利的经验，尽管这些经验有些惨痛。
切尔诺贝利消防员纪念碑丨图虫创意
瓦西里身上这次颇为失败的人体治疗试验，为后来急性放射病的治疗留下了一个重要教训：骨髓移植治疗只适用于那些辐射剂量相对较低、放射损伤集中于造血系统的患者。对于那些存在多系统损伤的患者，即使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绝大多数人仍然会死于肠道、肺、皮肤及其他脏器的损伤。
而治疗试验也不是全都是失败的。用于促进骨髓造血细胞再生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就在这次事故中有所运用，并在之后被美国FDA批准为治疗急性放射病的临床试验性新药。
更多的人，遭受的是长期、低剂量的辐射
急性放射病只是一个开始，受影响的也主要是短时间内接受了大剂量辐射的消防员和救灾人员。切尔诺贝利事故波及范围很广，核辐射的污染范围在前苏联境内（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约14万平方公里，影响的人大约有600万。
图中禁止区指禁止居民居住，永久管制区指居民需在严格管制下才能居住。丨wikipedia
但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除了最初冲进事故现场的消防员和救灾人员，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受到的辐射剂量是比较低的，低污染区的500万居民受到的辐射剂量甚至低于天然背景辐射，前往反应堆周边进行清理工作的人员受到的辐射剂量相对高，20年累计的剂量相当于每2年做一次CT。
CT全身扫描一次的辐射剂量约为12mSv。天然背景辐射指的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辐射，世界平均水平为2.4mSv每人每年，欧洲、印度、伊朗部分地区最高可达50mSv每人每年，但未观察到这些天然高辐射地区癌症发病率明显增加。丨参考文献1和2
因此，对于更多的当地居民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长期暴露于低剂量辐射可能引起的健康危害。“剂量决定毒性”（Thedosakesthepoison），这是毒理学之父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提出的观点。相比之下，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暴露剂量明显更高，平均剂量为182mSv，这也意味着，它对切尔诺贝利周边居民的实际参考价值有限。
为了评估切尔诺贝利事故辐射剂量下的长期健康影响，1986年事故发生之后，苏联政府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专门成立了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中心。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更是投入了2000多万美元，启动了多国科学家协作的切尔诺贝利健康效应研究计划。而自1998年开始，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开展了一系列人群追踪随访研究。
事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也成为了人们认识核辐射健康危害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
藏在牛奶中的核辐射，
摧残着儿童脆弱的甲状腺
甲状腺癌的问题逐渐显现，也成了主要的事故危害。在切尔诺贝利之前，对于核辐射可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学术界已经有了模糊的认识。1969年，一项针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研究发现，那些在儿童时期受到核爆影响的人，成年后甲状腺癌的发生率大大增加。
事故后，辐射相关的甲状腺癌绝大部分发生在事故期间为儿童青少年的人群。事实证明，儿童的甲状腺比成年人要脆弱很多，并且年龄越小，对辐射越敏感。
1996年4月，来自70多个国家和20个组织的800多位专家，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后10年：总结事故后果”的国际大会。这次大会首次对事故的后期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1996年国际切尔诺贝利大会现场|参考文献19
大会得出的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确实造成了甲状腺癌发病率的上升，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在事故期间尚为儿童的人群，成年人中的效应并不明显。
截至1995年底，已经报道了800多例儿童甲状腺癌患者，主要在白俄罗斯。甲状腺癌死亡率比较低，截至大会，这800多位儿童中仅有3人死亡，但这次大会也预计受影响地区甲状腺癌的发生率还会继续升高。
图丨参考文献8
这个预言成真了。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1991年至2015年期间，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全境以及俄罗斯受污染最严重的四个州，约有2万例甲状腺癌病例，这些人在事件发生时均为儿童（≤18岁），其中四分之一的病例可能由于辐射照射导致。
图丨参考文献8
广岛和长崎核爆幸存者接收核辐射的方式主要是外照射，也就是体外接触射线。当时医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内照射，也就是摄入含放射性元素的水、食物等，对于甲状腺癌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既往医学实践中，出于诊断或治疗目的服用放射性碘-131并没有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
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却刷新了人们的认知。研究发现，事故中造成儿童甲状腺癌的罪魁祸首是放射性碘-131引起的内照射。放射性尘埃沾染牧草，奶牛吃牧草，牛奶中富集的碘-131被人体摄入，部分放射性碘也通过被污染的水、蔬菜进入人体，从而以内照射的方式诱发甲状腺癌。
在人体中，甲状腺因其强大的摄取和富集碘元素的功能而以内照射的方式诱发甲状腺癌。丨图虫创意
事故对于甲状腺癌的研究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核辐射引起的甲状腺癌是一类恶性度最低的甲状腺癌——乳头状甲状腺癌。第二，从接收辐射到甲状腺癌发病，大概有6~8年的滞后期，暴露于核辐射时的年龄越大，滞后期越长，这其实为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第三，服用稳定性碘能对甲状腺癌起到预防作用，在事故发生后，在同样的辐射暴露下，那些碘缺乏地区发生甲状腺癌的风险大概是碘充足地区的2倍。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核电站附近都会提供这种稳定性碘片，这是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吸取的教训。”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主席汉斯·范马克（HansVanmarcke）说。
长期低剂量的核辐射，
受伤的是否只有甲状腺？
除了甲状腺癌，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否还造成了其他类型的癌症发病率上升？
在这样较低的辐射剂量下，截止1996年切尔诺贝利大会，除甲状腺癌外，科学家们并没有发现其他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有任何增加。当然，很多癌症从暴露于有害因素到最终发病的潜伏期比较长，1996年没有发现其他的致癌效应并不代表之后也不会发现。
时间很快到了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总结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健康影响，并且有了新的发现。除甲状腺癌外，在1986~1990年参与核电站周边清理的53万工作人员中，白血病的发病率相比自然发病率翻倍，但并未发现除此之外的其他癌症发病率上升。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结论得到了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进一步研究的证实。鉴于白血病的自然发病率约为万分之一，清理人员中每年由于核辐射造成的白血病患者约为50人。
1990~2017年切尔诺贝利周边三国白血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results-tool）
除了癌症，在53万清理人员中，也有证据表明核辐射导致了白内障的增加。这个发现挑战了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之前的固有观念，即电离辐射导致白内障至少需要500mSv剂量，但实际上切尔诺贝利清理人员中最高辐射剂量也才500mSv。
而关于事件辐射剂量下的心脑血管效应研究则存在一定争议，因为其无法排除吸烟和饮酒等其他因素的干扰。
比辐射危害更可怕的，
是恐惧和失去希望的生活
对于从切尔诺贝利周边尤其是严重污染区撤离的居民而言，最麻烦的并不是核辐射本身。他们失去的不止是一座小镇，还有所有的生活。
那时候，很多人认为辐射就如同传染病，撤离者会被打上一系列的标签：“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一名从事故区撤离的居民回忆道：“他们如果有权力的话，大概会在我们周围拉一条警戒线，把我们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离开。”
“每个人都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今后该如何活下去？人们之后才意识到辐射并不会传染。当他们意识到我们来自切尔诺贝利时，他们会用一些带有冒犯性的名字称呼我们。”丨视频截图：国际原子能机构newscenter/focus/chernobyl
1996年切尔诺贝利大会还报告了一项调查结果：事故发生2个月后，不论是直接受到核辐射影响的地区，还是几乎未受影响的“未污染地区”，均有大比例的居民出现头痛、疲乏、无食欲、抑郁等症状。
这些症状被科学家们定性为“与辐射无关的症状”，这些居民被认为患上了“辐射恐惧症”。从生理上来讲，对于“未污染地区”的居民，其接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足以造成这些后果。但污染区和未污染区出现这些症状的比例几乎没有差别，更是直接说明这些症状与核辐射并无直接关系。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两个月后周边居民调查结果。丨TheInternationalChernobylProject，techniquereport，IAEA1991.
对于核辐射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千里之外的欧洲其他地区。1991年，丹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几个月内，丹麦的主动人工流产激增，因为很多夫妇担心孩子会由于核辐射而出现先天畸形。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瑞典，199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瑞典主动人工流产率明显上升。
恐惧很大程度来源于无知。在大量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研究之前，无论是公众还是科学家，对于长期暴露于低剂量核辐射的健康危害知之甚少。在当时的东欧，即使是专业医生，很多都会建议孕妇堕胎，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先天畸形”。
由于缺乏真实有效的信息指导，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对核辐射的恐惧感被无限放大。不敢生育，很多人便也不敢结婚甚至恋爱，对于“切尔诺贝利人”而言，生孩子是一种罪孽，爱人也是一种罪孽，生活从此失去了希望。这种灰暗的生活，让很多人开始大量吸烟和酗酒，这造成了很多与辐射无关的健康问题。
他们失去的不止是一座小镇，还有所有的生活丨图虫创意
然而25年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总结了所有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给出的结论是：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当地居民出生缺陷的增加。这次事故中的辐射剂量对生育率、死产数量、不良妊娠结局或分娩并发症的影响也均未得到证实。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对于受影响最严重的那几十万人，他们一生中由于核辐射影响而额外增加的癌症死亡人数，占自然癌症死亡人数的3%~4%。对比之下，2017年切尔诺贝利周边三国由于吸烟和饮酒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是44万和29万，约占总死亡人数的18%和10%。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主席范马克说，比起消除核辐射污染，更难的可能是消除人们心中的创伤。人们对神秘的核辐射充满恐惧，而最危险的恰恰是这不合理的恐惧本身，这是针对切尔诺贝利30多年医学研究带来的最大启示。
人们对神秘的核辐射充满恐惧，而最危险的恰恰是这不合理的恐惧本身。丨图虫创意
时至今日，核辐射健康影响的神秘面纱渐渐褪去，核辐射危害的预防和治疗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各国科学家对于切尔诺贝利的研究还在进行，例如对核辐射可能造成的其他疾病还在继续进行随访和观察，部分研究也已经开始深入到探讨核辐射对人类基因和遗传的影响。这些研究，是切尔诺贝利阴霾下的科学之光，希望它们能帮助切尔诺贝利人走出核辐射的阴霾，也为人类科学和理性地应对核辐射提供有力的支持。
医学事故，再陌生不过，这些年几乎都有报告，身边都有很多，因为病人多种原因的离开，造成家属和医院的针锋相对。
2017年1月26日，浙江省中医院一名技术人员违反“一人一管一抛弃”操作规程，重复使用吸管。最后导致部分治疗者感染艾滋病病毒，造成重大医疗事故。后被成为1，26重大医疗事故。
在我国历史上，曾因为半吊子，造成800多人丢失生命的事。
这个人就是当时东王府杨秀清帐下一名小官员李寿春，他看到杨秀清为太监稀少非常苦恼，抓到机会想讨好上位，就主动建议说自己小时候拜过宫里的懂得阉割的大太监为师，因此掌握了熟练的技术。还表示，如果东王愿意，他可以先阉割一批男童，然后留在王府使用。杨秀清听后自然十分高兴，马上将男馆里的男童分派给他任其使用。
然而李寿春哪里拜过什么阉割大师傅，只不过是见过，略懂一二。他以为阉割就是将男人去势这么简单，第一天就抓了十几个男童进行试验，谁料到下刀之后当场死了5个，撑下来的几个也活活疼死。李寿春赶紧找医生开了几副止疼药，以防后续再疼死人。然而阉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不是光割掉止疼这么简单，在接下来阉割了的几批男童中，又因伤口愈合而活活被憋尿而死。
后来根据统计，不知是真是假，参与阉割的人多达一千多人，死亡了800多个。而杨秀清却一无所知。
上海科技报科普问答主持人：主任记者吴苡婷
个人认为是毒品的发明，而且这些毒品产生的初衷是为了制药的，来缓解人类痛苦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有限，到我们发现副作用时，它们已经成为了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毒品。数以亿计的人们因为它们的存在丧失了健康，丧失了家庭，丧失了生命。
我们来说下目前危害最大的毒品海洛因。这起事故是世界医学史上最大的一起事故，对人类的危害最为严重。
海洛因一开始它是由拜尔公司研发的药物，海洛因制造的发明者同时也是阿司匹林药物的制造者，当时的研究人员认为海洛因是一种止痛药物，还是一种儿童止咳药物，它还被用来当作戒除吗啡上瘾的替代药物。海洛因的英文意思还是女英雄，这是一件超级讽刺的事情。1902年，仅仅海洛因一个药物的利润额就占到世界全部药物利润的5%。这个药物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多少家庭，而拜尔公司的崛起过程中也是手上沾满了鲜血。
后来很多科学家才发现其中的秘密，为什么海洛因销售额如此庞大，因为它是一种比吗啡更加可怕的成瘾类毒品，所以会让人趋之若鹜，欲罢不能，导致销售额节节攀升，一个严重危害健康的毒品居然堂而皇之地以药物的身份全球销售，非常讽刺。1910年，世界各国取消了海洛因在临床医学上的所有应用。一场闹剧终于收场了。
同样披着药物外表的毒品还有可卡因，它一开始是以麻醉剂的身份进行医学领域的，后来还被制成春药广泛传播，危害极大，让人不寒而栗。
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逝世，57岁的腓特烈·威廉·尼古拉斯·卡尔（FriedrichWilhelmNikolausKarl）被加冕为腓特烈三世皇帝，即：德意志帝国皇帝兼普鲁士王国国王。
就在这时，腓特烈三世的喉部出现了问题，因腓特烈三世的妻子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公主，于是维多利亚女王让英国喉科名医莫瑞尔·麦肯齐（MorellMackenzie）前往诊治。
结果，麦肯齐医生经过一番诊断后，初步确诊为普通的咽喉囊肿，并进行治疗。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此前被麦肯齐医生确诊的“咽喉囊肿”，居然又被确诊为“喉癌”。也就是说，当时的麦肯齐医生出现了误诊。
▲腓特烈三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长公主
由于麦肯齐医生的误诊，延误了病情的及时治疗，原来的肿瘤又产生了新的肿胀，导致腓特烈三世开始窒息。
1888年2月9日，医生不得不切开他的气管，将一根银色通气管插入，以维持他的正常呼吸。但是，这样的方法，却也导致腓特烈三世无法与家人讲话，只能依靠文字来交流。
最终，腓特烈三世于1888年6月15日病逝，在位仅99天，因此被称为“百日皇帝”。
事后，曾引发德国公众对麦肯齐医生的极度不满，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英国女王派来的间谍。这或许，就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典型例子吧。
不久，当麦肯齐医生回到英国后，不但威望一落千丈，而且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与谴责，并一度面临英国皇家医师协会的开除。甚至，还遭到了舆论界落井下石的诽谤。最终，不得不主动从英国皇家医师协会辞职。
1892年，也是腓特烈三世病逝后的第4年，54岁的麦肯齐医生因肺炎去世。
如果，这件事到此结束，误诊的代价也仅是一个皇帝的早早病逝，一个名医在悔恨与自责中死去，并不算什么。
▲莫瑞尔•麦肯齐医生
但是，随着腓特烈三世病逝，29岁的儿子威廉二世继位，并因其生性冲动鲁莽和对外政策失误，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据190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威廉二世原本想借机宣扬德英的友好关系。但他却在冲动之下说德国人并不喜欢英国人、法俄两国曾煽动德国干预第二次布尔战争，以及德国的海军扩张是针对日本，而不是英国。最后，他还来了一句：“你们这些英国人真是疯了”。
这样的言论，一下就将英、法、俄以及日本都给得罪了。
同时，又因威廉二世大力鼓吹军国主义，支持军扩，推动军工企业发展（尤其是克虏伯公司），致使德国陷入与周围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
然而，当这场军备竞赛变得难以收场时，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获胜的英国、法国等协约国，却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德皇的战争”，如同断言二战就是希特勒的战争一样。
▲威廉二世（中）
不过，相对威廉二世，腓特烈三世不但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还参加过1984年的普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在普奥战争中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普法战争中任第三军团司令，而且还是功勋卓著，完全的一个职业军人。这一点，威廉二世是根本没法比的。
同时，腓特烈三世一直都不赞成首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而俾斯麦也从未喜欢过他。这也说明，他虽是一个职业军人，却并非一个好战分子。
此外，1886年，奥地利著名外科医生Bilroth曾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喉癌的全切除手术。
所以，有人认为，如果麦肯齐医生没有出现误诊，能够及时将腓特烈三世初发的“喉癌”扼杀于摇篮中，威廉二世就不会那么早继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能不会发生，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误诊，能不算代价最高的一次事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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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根据这个问题做的排行榜：
开颅手术开错了边：也许这种错误你觉得不可思议，但罗德岛州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在2007年就在3位病人身上犯了这个错误，出了3次医疗事故。其中2次失误发现及时，把钻错的洞堵上之后就换到了正确的一边大脑。但剩下的一次错误却导致一位86岁的病人在术后3个星期去世了。然而医生的处罚很轻，只是被吊销执照2个月，很快就又回去上班了。
心肺移植错误：2003年，杜克大学医院在进行一次心肺移植时出现了最悲剧的一次医疗事故。由于移植器官与自身血型不匹配，17岁的杰西卡·桑蒂兰在接受心肺移植手术后身体各器官停止工作，并出现严重的脑损伤。主刀医生詹姆斯·贾格斯博士准备进行第二次移植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桑蒂兰在第一次移植后不久就去世了。桑蒂兰是一名墨西哥移民，希望到美国来治疗自己的心脏病。贾格斯博士接受了处罚，杜克大学医院之后也为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建立了反复检查机制。
婴儿意外过量给药：演员丹尼斯·奎德和他的妻子金柏莉·巴芬顿获得了媒体的大量关注，不是因为夫妇俩刚刚生了双胞胎，而是因为双胞胎差点由于护士的错误操作而丧命。双胞胎由于葡萄球菌感染正在接受治疗。为了防止静脉注射导管堵塞，护士准备添加肝素。婴儿的建议用量是10单位，但护士却不小心输入了成人用量1万单位。肝素稀释了他们的血液，双胞胎开始内外出血。经过41个小时的治疗，他们的血液才开始正常凝结，双胞胎才得以完全康复。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两种不同剂量的药物从外观上看几乎一样，二是药剂师不小心在药柜里放错了药瓶。
摘错了睾丸：本杰明·霍顿是一名空军退伍老兵。由于左侧睾丸萎缩并可能染上了癌细胞，他准备做手术将其摘除。但西洛杉矶VA医学中心的医生却错误地摘除了右侧的健康睾丸。追查下来发现问题出在霍顿的病历记录上。在手术同意表上，医生错误地将手术部位标成了右侧。霍顿和他的妻子将西洛杉矶医学中心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20万美元用于后续治疗。
截错了大腿：1995年，52岁的威利·金由于一条腿患病前往医院做截肢手术，但手术医生罗兰多·桑切斯却错误地将他健康的一条腿截掉了，成为20世纪最令人震惊、报道最多的一起医疗事故。根据记录，事故由一系列错误造成。许多关键地方登记的信息都出现了错误，包括手术室的黑板、大学社区医院的电脑系统和手术室排班表。在桑切斯进入手术室之前，护士已经对错误的腿进行了消毒，做好了手术准备。桑切斯声称威利的两条腿都患病了，将来可能都需要进行截肢。不过，桑切斯还是因为这起医疗事故被罚款1万美元，吊销行医执照6个月，同时还给威利赔了25万美元。
生育诊所用错了精子：托马斯和南希·安德鲁斯夫妇到纽约生殖医药医学服务中心做了试管婴儿时，两人的孩子杰西卡于2004年10月19日出生。但他们却发现杰西卡的肤色比自己深很多，于是他们前后共做了3次DNA检测。结果显示托马斯·安德鲁斯不是杰西卡的亲生父亲。原来中心不小心用一个陌生男人的精子与南希的卵子进行了人工授精，夫妇二人以疏忽和医疗过失为名对中心提起诉讼，要求中心所有人和负责他们人工授精的胚胎学家做出损害赔偿。
胆囊摘除手术摘掉了肾脏：2006年6月，一名84岁的妇女到马萨诸塞州米尔福德地区医疗中心做胆囊摘除手术，但执刀医生帕特里克·M·麦可伊纳利却不小心将她的右肾摘掉了。医生原本的计划是用腹腔镜切除胆囊，但由于器官发炎出血，遂决定改做开腹手术。麦可伊纳利看错了检查结果，继续在错误的部位进行手术。幸运的是，病人没有因为手术错误出现任何并发症，胆囊也逐渐康复不需要摘除了。然而，州医疗委员会仍然给麦可伊纳利判了5年缓刑，即他不可以现场没有外科医生的情况进行手术，且必须在其他医生的指导下行医。
手术器械留在了病人体内：唐纳德·丘奇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切除腹部肿瘤，但手术结束时医生却将一个13英寸长的牵开器落在了他的肚子里。这次失误很快就被发现了，牵开器也被取了出来，没有引起任何并发症。医院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向丘奇支付了9.7万美元作为赔偿。将手术器械落在病人体内这种低级错误在其他医院可能并不常见，但华盛顿大学医院在过去5年已经发生了5起。这次事故之后，医院尝试了多种手术流程以防止出现这种错误。
病人在手术过程中清醒了：谢尔曼·西兹摩尔到贝克利镇罗利综合医院做探查术，以确定导致腹痛的原因。但手术开始16分钟后，麻醉师才想起给他注射全身麻醉药。西兹摩尔可以清醒地感受到手术刀切开腹部时带来的巨大疼痛，但却无法动弹也不能开口说话。每年预计有2-4万病人都会遭遇同样的失误。术后西兹摩尔一直为这段痛苦的经历所困扰，不堪其扰的他在2周后选择了自杀。他的儿女向罗利麻醉协会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实施麻醉的过程中操作失误。他们相信这是逼得父亲自杀的原因。
不必要的双侧乳房切除术：35岁的凯莉·伊森在经过2位医生的诊断之后进行了双侧乳房切除术，但术后却发现她根本没得乳腺癌。这次错误的诊断是由于实验室工作人员给送检样本贴错了标签，而第一位医生就在错误的诊断报告上签了字。为了确诊，伊森又重新找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再次诊断她患上了乳腺癌，并催促她忙将双侧乳房切除。纽约州卫生部对CBLPath医学实验室进行了调查，在安全措施和病人看护方面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伊森并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虽然给她出具诊断报告的医生已经离职了，但她还是在2007年将实验室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具体金额未对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