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留下了很多谜团，他的进位就很具有传奇色彩。
满清的皇帝继承人的选择不是按照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实行的，而是鼓励竞争。雍正皇帝的老爹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推崇这一套，毕竟是从关外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崇尚武力，好勇斗狠。
于是在康熙皇帝的晚期就出现了一群王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由于参与争夺的主要有九个王子，所以被称为九王夺嫡，最后皇四子胤禛夺取了皇位这就是雍正皇帝。
由于他的对手实力过于强大，刚登基的时候就有江湖传言，说是雍正是改了康熙皇帝的诏书之后上位的，其实这是无稽之谈，清朝皇帝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把汉文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与四子”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把满文的也改得天衣无缝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样的传言满天飞，雍正也很苦恼。
再说当时为了消灭各地的叛乱，雍正皇帝大力启用了自己的包衣奴才年羹尧，由于对年羹尧的信任与支持，年羹尧出兵西北剿灭了罗布藏丹增。
一时之间年羹尧的威望和权势如日中天，导致很多大臣对年羹尧的嫉妒。同时，年羹尧的骄气日盛，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于是雍正皇帝开始对年羹尧采取打压措施，一步步把他从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贬为杭州城的外委把总。这个巨大的落差让年羹尧十分难受，但是年羹尧并不服气，最后还是被赐死了。
这样一来，很多年羹尧的旧部对皇帝产生了怨恨，年羹尧被处死，他的庞大势力就受到了剿除，这些人是怨恨皇帝的，而且这些人都是有见识、掌握权力的人，所以朝野上下都开始形成了一股质疑雍正皇帝继承权合法性的风潮。
除了利用严刑峻法来镇压这些敢于挑战皇权的人之外，就要从思想上澄清这些事实，于是雍正皇帝自己撰写了一部书——《大义觉迷录》。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本澄清事实、消除思想上迷雾的书。
但是，由于雍正时期的反清复明思想还很严重，雍正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导致出现了很多文字狱，读书人都是反对雍正的。
所以这部书出版发行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就说这事欲盖弥彰。事实上也的确起到了不良的作用。当时的读书人都非常痛恨雍正皇帝，所以在雍正死后，就流传一种说法，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后代吕四娘杀死的，连头都被吕四娘砍下来带走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可以反映出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雍正皇帝的痛恨。所以雍正皇帝在痛下杀手严厉镇压以后，发现效果不好，才写了这样一本书，没想到真的越描越黑了。
人物评价
雍正帝与康熙帝一样勤于政事。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在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提高军务效率，在离养心殿百步之遥的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更是铸就了沿袭至清末的帝后独揽军政要务的集权模式。有鉴于康熙朝诸皇子争储位的惨痛教训，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即将已选定的储君姓名，写好密藏匣内，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以备不测。这一制度，有助于以后乾嘉道咸几朝皇权的顺利过渡。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看到此文的人平安、发财~
雍正这个人性格比较复杂，在官员的眼里他非常严苛，在百姓的眼里他充满八卦，但在历史的视角里，他是个好皇帝。
雍正组织编写45万字的《大义觉迷录》，目的就是与全国有组织、有预谋的黑雍正的“键盘党们”的一场正面对决。
说起来，雍正真是世界上最凄惨的皇帝了，他战战兢兢当了45年的阿哥，好不容易登上皇位，面临着四方危机，要收拾康熙晚年留下的腐败官场，还要努力推行要把大清官员得罪一遍的新政。
怪不得雍正总是哀叹为君难、为君难，这个皇帝不好当。
所以雍正殚精竭虑，用创造历史的勤政打理着整个帝国。他每天批阅奏折到深夜，十三年的皇帝生涯，光是批奏折写的字就超过10万，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大清的国库银两爆涨了七倍。
可是，世人都知道康乾盛世，很少提到夹在中间的雍正，都说康熙千古一帝，说乾隆十全老人，可没几个夸雍正是好皇帝的。
你说雍正冤不冤枉？
雍正刚登基的时候，政局非常动荡，当今九王夺嫡的主力军们贼心不死，四处炮制雍正的谣言，再加上一些反清复明的思想复萌，说雍正得位不正的，说雍正人品不行的，种种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最后集中呈现在一篇史上最狠的黑帖子里。
这就是“键盘党”曾静所写的《知新录》中，这篇神贴给雍正安上了十条大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用奸臣。
其实作为一个皇帝，面对这种毫无底线的黑贴，应该果断组织全面封杀，然后悄悄杀掉曾静完事了。
但是雍正不是这样的人，他有时候会表现出格外的真性情，这次他决定和键盘党据理力争、斗争到底！
于是长达45万字的古今第一奇文《大义觉迷录》诞生了。
开篇长达万字的谕旨，都是雍正一笔一划亲自撰写，这位皇帝不知挑灯奋战到了几点。
他先是批驳华夷之分，说“惟有德者能为天下之君”，然后为清朝建国辩白，说大明可不是抢了明朝的江山，而是从流寇李自成手中得到的江山。
前面这些话都是为了大清的形象洗白，后面雍正就开始声嘶力竭的为自己辩白了。
说我谋父？当年我爹康熙殡天之前，除了五阿哥，所有皇子都在那守着，皇阿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各个皇子、内卫、宫女太监全都听到了。如若不然，像我八阿哥、九阿哥那样的品性，还能老老实实的俯首称臣？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你们拿这个黑我！
说我逼母？我对老娘诚心孝奉，宫里谁不知道，谁不说我是个大孝子？
说我好色？我当从小就清心寡欲，当了皇帝后宫也没几个人，竟然连这个也黑？你说说我喜欢什么色？我宠爱的是谁？既然造谣言你也找点证据造的像一点好吗？
雍正为了自证清白，把大清的家务事都抖露出来了，其实这样的效果确实是越描越黑。这就好比八卦记者说某大明星出轨，这位大明星说我才没出轨呢，当时我正和我老婆在小河边亲亲我我……
雍正亲自口述的这些宫廷秘史，更成了广大吃瓜群众的茶余饭后谈资，并由此演化成更多更夸张的八卦来，而雍正也只能欲哭无泪了。
所以精明的乾隆一上位就全面封禁了《大义觉迷录》这本书，既然是大清皇室，当然要维护皇室的神秘和尊严，哪能啥都往外捅啊？
真性情的雍正帝一心江山图治留青史，又哪知身后骂名滚滚来呢？
很明显，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各地，就是要为自己获得皇位进行辩护，表明自己得位的正当性。可为什么乾隆上台后，却要毁版禁传呢？他为何要这样做？
要搞清楚为什么两人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首先来说说《大义觉迷录》这本书的由来。
雍正6年，湖南有一个穷书生曾静，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只中了个秀才。眼看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获取功名，便想着剑走偏锋，反满抗清，企图一举成名。
曾静早年受吕留良的影响较深，吕留良也是一个激进的反清人士。他的很多著作里充满了反清言论，深得曾静的赞同。
但曾静只是一个文弱书生，除了一支烂笔头稍有杀伤力以外，一无是处。于是，他就盯上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陕甘总督岳钟琪，异想天开的想拉他入伙。
曾静修书一封，洋洋洒洒数千字。信中不但引经据典，阐述了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还历数雍正帝诸如“谋父弑兄、屠弟诛忠、贪财淫色、好杀酗酒”等十大罪状。然后着其弟子张熙携书信前往岳钟琪处，希望岳钟琪能效仿其祖先岳飞，举兵造反，将满清赶回老家。
岳钟琪何其聪明，见信后差点吓掉牙巴，他明白曾静给自己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于是，他迅速扣下了张熙，着人火速报告雍正帝。
曾静下狱后，秀才的软骨头经不起折腾，立马改口自己受人蛊惑，称颂雍正帝是千古明君，主动提出以自己为反面教材，全国巡讲，为雍正帝正名。
雍正帝针对信中所述的“十大罪状”，逐一亲自反驳，写成“上谕”。连同曾静的供状，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大肆刊印，广发民间。
雍正帝的意图很明显，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占领舆论制高点，挽回自己的声誉，收复民心。
雍正帝内心实在很憋屈。自上位以来，自己一直勤政爱民，恪尽职守。面对康熙晚年留下的烂摊子，他大力整顿吏治，反腐倡廉，推进改土归流，一举扭转了康熙后期吏治不清，国帑空虚的颓势。雍正帝曾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这样的帝王居然被曾静之流说成“十恶不赦”，雍正帝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
所以，他没有杀掉曾静，他想把曾静作为证人，加上自己的“上谕”，尽量做到有理有据有证人地说服天下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合法的、有爱心的好皇帝。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雍正忽略了老百姓们的猎奇心态。
老百姓才不会管你谁对谁错，他们关心的是《大义觉迷录》里面记载的宫廷争斗、权术阴谋、尔虞我诈、后宫秘闻。因此，《大义觉迷录》大受欢迎，长时间成为了茶坊酒肆、街口集市上众人的谈资。明白内幕的人添油加醋，不明真相的人以讹传讹，以至于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雍正帝还忽略了自己的身份。
封建帝王就应该永远是正确的，皇位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皇家的事不应该用来讨论和争辩。而且在《大义觉迷录》中做作的痕迹十分明显，特别是曾静的供词，“做”的漏洞太多。更何况这本书居然是由皇上御笔亲书而成，这难道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所以说，雍正的做法是落人口实，适得其反。
乾隆帝正是看到了《大义觉迷录》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因此，一上台后，立即处死了曾静和张熙。下旨全国范围内征缴《大义觉迷录》，全部予以烧毁。任何部门和个人禁止刊印，一经发现，一律砍头。
不过这事显然迟了。关于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依然还被老百姓津津乐道。不得不说，这是当年雍正的普及和乾隆的禁毁这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奇妙效果。
雍正皇帝留下了很多谜团，他的进位就很具有传奇色彩，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很出色的统治者，他的出色肯定是百姓的不幸。
满清的皇帝继承人的选择不是按照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实行的，而是鼓励竞争。雍正皇帝的老爹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推崇这一套，毕竟是从关外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崇尚武力，好勇斗狠。
于是在康熙皇帝的晚期就出现了一群王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由于参与争夺的主要有九个王子，所以被称为九王夺嫡，最后皇四子胤禛夺取了皇位这就是雍正皇帝。
由于他的对手实力过于强大，刚登基的时候就有江湖传言，说是雍正是改了康熙皇帝的诏书之后上位的，其实这是无稽之谈，清朝皇帝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把汉文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与四子”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把满文的也改得天衣无缝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样的传言满天飞，雍正也很苦恼。
再说当时为了消灭各地的叛乱，雍正皇帝大力启用了自己的包衣奴才年羹尧，由于对年羹尧的信任与支持，年羹尧出兵西北剿灭了罗布藏丹增。
一时之间年羹尧的威望和权势如日中天，导致很多大臣对年羹尧的嫉妒。同时，年羹尧的骄气日盛，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于是雍正皇帝开始对年羹尧采取打压措施，一步步把他从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贬为杭州城的外委把总。这个巨大的落差让年羹尧十分难受，但是年羹尧并不服气，最后还是被赐死了。
这样一来，很多年羹尧的旧部对皇帝产生了怨恨，年羹尧被处死，他的庞大势力就受到了剿除，这些人是怨恨皇帝的，而且这些人都是有见识、掌握权力的人，所以朝野上下都开始形成了一股质疑雍正皇帝继承权合法性的风潮。
除了利用严刑峻法来镇压这些敢于挑战皇权的人之外，就要从思想上澄清这些事实，于是雍正皇帝自己撰写了一部书——《大义觉迷录》。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本澄清事实、消除思想上迷雾的书。
但是，由于雍正时期的反清复明思想还很严重，雍正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导致出现了很多文字狱，读书人都是反对雍正的。
所以这部书出版发行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就说这事欲盖弥彰。事实上也的确起到了不良的作用。当时的读书人都非常痛恨雍正皇帝，所以在雍正死后，就流传一种说法，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后代吕四娘杀死的，连头都被吕四娘砍下来带走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可以反映出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雍正皇帝的痛恨。所以雍正皇帝在痛下杀手严厉镇压以后，发现效果不好，才写了这样一本书，没想到真的越描越黑了。
雍正写《大义觉迷录》，其实也是受到了康熙执政手段的影响。
自古以来都是武将打天下，文官治天下。治理一个国家是需要行政人才的，如果把这些人才拒绝在朝廷之外，那这个政权是不长久的。
雍正为什么要写《大义觉迷录》？因为他想要那些大明读书人来为朝廷服务，如果那些人不愿意来，雍正也希望他们不要添乱！
（《大义觉迷录》）
康熙在位时，当时的读书人不认可这个政权不说，并且还时时刻刻地想推而翻之！但现实是，康熙还不得不去求他们出来做官，因为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大的土地面积，离开了读书人的效力，肯定是治理不好的。
康熙第一次开科举时，应者廖廖无几，并且这些读书人来了，也不好好做题，他们在考卷上乱写乱画，甚至有的人还在上面写诗骂康熙、骂清廷。有人劝康熙把这几百人都斩首示众，但康熙没有同意，并且他给这些人都封了官，谁骂得越狠，就封得越高。
抛开个人的历史感情因素，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一手，实在是太漂亮了，简直是神来之笔！
明朝灭亡，有诸多因素，大明的读书人怨天怨地，怨恨这些投降的逆臣，康熙这么做，一下子就把他们心中的那一口怨气给泄掉了。
（康熙剧照）
康熙的做法，让读书人认为，至少这些满族人也是知道“孔孟之道”的。当然，也是有一些人认可，有一些人坚决不认可。
“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大义觉迷录》就是讲这个“华夷之辩”的，它出现在雍正的手上，并不奇怪！
雍正上位后，他是千方百计地想要融入这个中国啊，因为只有彻彻底底的融入，这个政权才会长久。
满族人不多，就几十万，然而想要统治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就必须得融入，如果还时时刻刻地站在这上亿人口的对立面，保不准哪一天就变成了民贼，自古以来，民贼都是灰飞烟灭的下场啊！
于是，雍正开始发起变革，他一方面打击满清皇室贵族到处跑马圈地的傻子行为；一方面大力提拔重用张廷玉、李卫这些汉臣；一方面又要整顿吏治，打击贪腐；一方面又要打击豪族劣绅，增加自耕农。
（雍正变革——摊丁入亩）
变革一起，天下风起云涌，雍正的的一系列行为，同时也伤害到了大明的读书人，因为大明的读书人，就是地主乡绅的代表人物。
于是，民间开始出现了“华夷之辩”，有些人是真正地反对满清，有些人则是利“华夷之辩”为来作为武器，攻击雍正的变革行为。
为了顺推行变革，雍正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在这一本书中，雍正详细地告诉天下人三件事情，并且和他们讨论：
其一：不论华夷，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
其二：明亡于闯贼，大清得天下，并非是篡夺行为！
其三：明政治昏乱，清政治仁厚，所以，清取代明，实乃天理！
《大义觉迷录》，是洗白，但不是越描越黑，而是雍正给了这些读书人讨论的空间和权利。大家要知道，“可以讨论”和“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是两码事。
（张廷玉、李卫）
就像我们平常上下班一样。因为公司里的气氛太过于压抑，条条框框太过于严格，但下班一喝个小酒，在背后骂上几句，这心里的怨气也就散了。但如果是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在这种高压状态下了，怨气反而会深深地埋进心底，保不准有爆发的那一天。
《大义觉迷录》，缓和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同时也给了雍正变革的时间。在雍正、张廷玉，李卫等人的努力下，变革终于形成了大势，最终不可逆转。
贪官污吏被下马，国库越来越充足，底层的奴隶被释放，自耕农集团越加壮大。雍正自信地抛开祖制，大踏步地向前跨进，带领着满清慢慢地融入了中国。
（雍正皇帝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
在清朝十二帝当中，也只有雍正才能真正地、自信地称自己为中国皇帝，其余地只能称为“满人皇帝”了。因为雍正抛开了满汉大防，重用汉臣，《大义觉迷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雍正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8000万两白银的国库和一个根基夯实牢固的国家。但乾隆上位之后，他反抱祖制，重提满汉大防，把张廷玉、李卫等人贬出了朝廷。
于是，清朝也就开始江河日下了，《大义觉迷录》也从此被乾隆列为禁书！
文——千古
雍正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与弟兄们斗得你死我活；后半生，他为巩固政权而斗。与权臣、贪官，甚至是自认为沽名钓誉的清官，一个都没有放过。
最后，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身边为数不多的还算贴心的人也没几个。斗了一辈子，英雄迟暮，他感到高兴么？未必，他甚至感到非常窝囊、委屈和犯虚。
看起来非常矛盾。雍正，一直以来都充满自信？在所有的斗争中，他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曾有人担心年羹尧在陕西称兵作乱，就奉劝雍正不可过于苛刻，免得逼人造反，雍正把这种劝告看作无识之见。
他说：“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看他对自己的评介：“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
自认为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其实还真不是夸张之言。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描述了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告官的事都极为罕见（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记录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
这与一个叫曾静的人有关系，曾静，号蒲潭先生，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县学生员，本来以授徒为业，有得力弟子张熙等。曾静性迂阔，喜谈道学。其家境甚为贫寒，又由于家乡连年灾荒，于是对清朝统治的现状表现得极为不满，滋养、萌生了反清意识。
曾静派其弟子到浙江购书，其中有吕留良的书稿，曾静见其书中多有反清复明之意，便对吕留良倾慕不已。但遗憾于吕留良早死。后因与吕留良弟子严鸿逵及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来投契，每赋诗相赠答。
如此一来，曾静便与吕留良思想紧密相连起来。曾静还曾赋文《知新录》，文中如此说道：“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甚至这样描述道：“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夺。”可见曾静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持多大的支持，而吕留良对曾静的反清思想影响又是如此之大。
在西北有位汉人将边岳钟琪，曾静自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又道听途说雍正曾三次征召他，他都没有进京，已受到雍正的猜疑。
认为有机可趁，就赌了一把，上书劝岳钟琪反清。因此，曾静便派张熙并分别化名夏靓与张倬，千里迢迢送去自己的书信劝岳钟琪谋反。
曾静在信中说道“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满族是夷人，是野兽，不配统治全国，而雍正帝胤禛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而且雍正称帝以来，天下寒暑易序，旱涝成灾，积尸遍野，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说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裔，雍正对其多有猜疑，希望他要利用“握重兵，据要地”的条件“乘时反叛，为汉人复仇”。
岳钟琪确能看流于形式，这个时候造反根本就是无法成功，则随后就密奏雍正。雍正帝决定利用吕留良、曾静的案件，严厉地打击反清的思想和行动。雍正立即命人将曾静捉拿归案。
在官府顺藤摸瓜以及重刑逼问之下，曾静也是一个软骨头，又招供出了严鸿逵、沈在宽等人。雍正随即命令浙江总督李卫，迅速缉拿吕留良的家属以及严、沈二人，并将严、沈二人秘密编抄的吕留良的文集统统搜获。
雍正在对曾静的审问中，对之软硬兼施，曾静不仅向雍正歌功颂德，而且把自己骂成禽兽不如的东西，悔恨不已。他还在雍正的诱导教唆下写了《归仁说》，吹捧雍正是至孝纯仁，康熙传位于他兼得传子、传贤之意。而且向雍正献忠道：“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顽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雍正把自己就此案的有关谕旨及曾静的供词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并为此颁发谕旨：此书“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而且还警告地方官员：“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这透露出雍正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统一并强加给全国士民，甚至想延及后世。
《大义觉迷录
》的主要意思就是：一是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作了全面批驳；二是对曾静所说雍正谋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
结果，雍正导演出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大狱，由于曾静、张熙在交待自己的谋反思想时，将其思想根源完全推至吕留良，说自己“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犯悖发论至此”，于是，将只是文字思想犯的吕留良“剖棺戮尸”，并广为株连。
雍正认为，书无论怎么毁，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不被留传给天下后代人”。所以倒不如像把曾静当“反面教员”一样，把吕氏著作当成是“反面教材”，“来讨论其道德学问的真假”。这样，吕留良的著作除了未刊刻之《备忘录》《日记》、抄藏残稿、信札等外，都没有被焚烧查禁。
现对于康熙和乾隆来说，雍正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只有13年，但他确实中国史上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奋的皇帝，是实行了最多制度改革与善政的皇帝，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当然，雍正也是后世挨骂最多，被后世诟病最多的一位皇帝，也是清史上留下疑案最多的皇帝，在他身上的谜团很多，其中《大义觉谜录》就是一个疑案。
岳钟琪的烦恼
其实事情的起因还是从曾静投书岳钟琪引起的。岳钟琪是当时一位非常显赫的汉族将领，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一系列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爱雍正时期，他被封为了三等公，授予了川陕总督衔，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和宁远大将军印，统治西北各路大军，可以说是一位权势显赫的封疆大吏。
当时在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岳钟琪其实是岳飞的后代，而当年岳飞正是抗击金国的民族英雄，当时的满清也正是金人的后代，也就是说岳飞当年抗击的正是清朝统治者，满清人的祖先。所以也有人说岳钟琪要继承岳飞的遗志，“还我河山”、“直捣黄龙府”。
而岳钟琪因为这种说法而惶惶不可终日，寝食难安，朝中为此弹劾岳钟琪的奏折也在雍正哪装了满满一箩筐，认为岳钟琪“不可信”。
当这个谣言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在雍正五年的时候，成都繁华的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个疯子，大叫岳钟琪会在川陕带领大军造反，一时间人们纷纷认为岳钟琪可能是劝谏雍正修德，因此惹恼了雍正，正要被召进京城兴师问罪，最后很可能跟岳飞一样，冤死风波亭。
就围绕一个岳钟琪的姓，就闹出了这么多的故事，可见雍正确实是中国史上故事最多的皇帝。
曾静的投书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湖南的书生曾静便行动了起来，派了他的学生张熙前往了西安，投书岳钟琪，要和他一起共谋大计，推翻满人的江山。
要知道，曾静住在哪里呢？曾静其实住在湖南永兴县蒲潭村，这个地方坐落在湖南的东南部的山中，道路崎岖难行，雍正的种种劣迹以及岳钟琪的故事都传到了这种地方，可见当时信息传播的速度是多么地快，传播效率是多么地高了。
岳钟琪见了那封投书，立马吓出了一身冷汗，而这封投书中列举了雍正的十大恶性：一是谋父，杀死了康熙；二是逼母，认为雍正逼死了亲生的母亲；三是弑兄，认为雍正杀死了前太子；四是屠弟，认为雍正杀死了皇八子和九子；五是贪财，认为雍正贩卖粮食发财；六是好杀，七是酗酒，八是好色，认为雍正抢了前太子的妃子；九是诛杀忠良，指的是雍正杀死了年羹尧和隆科多；十是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身边全是溜须拍马的人。在曾静的这封投书里，雍正无疑是古往今来集昏暴劣迹之大成的超级暴君加坏蛋，作为一位君王，能干的坏事雍正全都干了。
对于曾静的投书，岳钟琪一面火速报告了雍正，一面审问了投书的张熙，不过张熙却坚贞不屈，不管岳钟琪怎么严刑拷打也不招出幕后的人。看着张熙视死如归的样子，岳钟琪便装着认可了投书的样子，流着泪告诉张熙，他的老师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决定冒险造反，同时对天发誓，绝不背叛张熙师徒，张熙便把自己和老师的情况一股脑地告诉了岳钟琪。
至此，曾静投书案便一举告破，曾静等人很快就被全部捉拿归案。在各地方官员的严厉审讯下，侦查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查来查去竟然发现，投书中关于雍正那些龌龊的事情，竟然是从京城传出去的，而消息的来源，其实就是被雍正修理过的亲兄弟们。
根据官员的报告，其实在皇八子和九子等人的亲信太监被发配边疆的过程中，他们就一路上充当了雍正丑闻的宣讲团，一路发配一路宣讲，结果就传遍了天下了。
雍正反常的决定
雍正在看过曾静的投书后，说道“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想到天下人是这样谈论自己！”对此，他采取了极为罕见的处理方式，将投书中的十大罪状一一驳斥，之后将案子所有的上谕，也就是雍正批驳的文章、曾静的口供和曾静的检讨书《归仁说》等全部编辑到一起，取名为《大义觉谜录》，刊印成书，发往了全国各地的学校，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要学习，并领会其中的精神。如果那个读书人没读这本书的就要治罪。
之后便下令赦免了曾静和张熙，让他们带着《大义觉谜录》到全国各地宣讲，此时的曾静已经痛改前非，成了为雍正洗白的宣讲机。
此外，雍正还阻止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其成员全部从进士中选拔，派他们到西北地区宣讲，同时下令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要学习《大义觉谜录》。一时间，学习《大义觉谜录》的浪潮风起云涌，各地的官员在看了以后纷纷表示当今的皇上是圣主，是大光明，是古往今来的第一明君之类的云云，《大义觉谜录》成为了全国所有官员的必修课。
其他牵连的人就没有曾静那么幸运了
其实曾静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吕留良的影响，而此时的吕留良及其儿子都死了，但他们的亲族、学生、朋友以及刻印过吕留良等人书籍的书商和购买过这些书籍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时间，吕留良全族死去的人被开棺戮尸，大量牵连进来的人被杀的被杀，流放的流放，发配为奴的发配为奴。
如此，曾静的一个白日梦，引出了吕留良的一个大文字狱案，掀起了腥风血雨。传说在抄家吕留良的过程中，吕家的一个孙女名为吕四娘逃了出来，后来拜师学艺成为了武林高手，在一个晚上潜入宫中杀死了雍正，割去了雍正的脑袋。当然，历史上的记载，雍正是猝死的，当然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谜案。
乾隆时期的处理
后来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继位刚一个月，便急忙下令停止《大义觉谜录》的宣讲，并将《大义觉谜录》全部收回销毁，下令以后但凡有人收藏这本书的，一律灭族。如此一来，原本是令人烦闷不堪的一本书，突然变成了无比珍贵的珍宝。许多人冒着灭门的风险将这本书藏了起来。
其实雍正的想法就是，将这些情况昭告天下，澄清事实，然后流言就会不攻自破。但是雍正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人们并不会相信其中的事实，结果就是雍正认为的版本人们并不在意，关于他的丑闻就此流传了下来。乾隆其实是在纠正雍正的错误，便下大力气销毁了《大义觉谜录》。
好了，这就是关于《大义觉谜录》的闹剧，前前后后就是一出狗血剧。
【任微言卿观点】雍正写《大义觉迷录》，涉及到“正统之争、华夷之辩”，雍正为维护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挺身而起，主动发声，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与反清舆论势力进行正面交锋，意义深远。
让无数汉人纠结的问题——到底何处是中国？
“中国”“华夏”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
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在地方为“中国”，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华夏”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中国”“华夏”之外，则为“四夷”。
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辩”，包含着歧视“四夷”的思想，“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句古训，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实际上，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摒弃所谓长城外、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的误解和曲解。
清朝初年的正统之争、华夷之辩
清朝初兴时，在满人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无论崛起中的满人，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清军入据北京，顺治帝告祭天地，称大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向天下郑重昭示，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清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
但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则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
虽然早在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对汉人的怀柔政策，开“博学鸿儒科”、开“明史局”，六下江南亲自祭拜朱元璋，但仍无法彻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特别是士人中的敌对情绪，一些人仍在叫嚷“夷夏秩序”，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
曾静案始末
曾静（1679—1735年），湖南省永兴县人，号蒲潭先生，平时授徒为业，性格迂阔，满脑子“华夷之辩”的思想。
曾静应试时，得到大儒吕留良评点的时评文章，见到论述“夷夏之防”等语非常赞叹。曾静派门人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因为吕留良已经去世，其家人把吕留良的遗书全部交予张熙，曾静见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愈加倾信。
当时雍正帝正在整治“八爷党”，曾静以为清朝末运已至，顿时上来了一股书生气，派张熙去游说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张熙，并亲自审理。
雍正认为仅仅惩治一个曾静，并不能改变汉人的反清观念，于是他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亲自做工作，竟然说通了曾静这个书呆子，曾静亲自到江南地区宣扬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为清廷做“统战工作”，但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吕氏一门，雍正则大加诛戮，吕留良遗著全部焚毁。
雍正《大义觉迷录》的主要观点
《大义觉迷录》主要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的口供和表白心路历程的《归仁录》。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满洲人出身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汉人所尊崇的亚圣孟子也讲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雍正继续讲到，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是以文化定位的。
雍正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中外一家之政也”。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
后话
雍正通过辩白，真诚地向臣民表示了对汉人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但汉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太根深蒂固了，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收服的了人心的。
《大义觉迷录》除了辩白“华夷之争”，还谈到了当时不少宫廷秘史，这是雍正刊印此书的一个败笔。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怀疑雍正帝位来之不正，他说的话不管正确不正确，人们都不愿意相信。
乾隆继位后，觉得雍正有些矫枉过正了，宫廷密事、君臣对话到处乱传，恐怕会以讹传讹，所以乾隆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禁止了这本书，并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
但是乾隆以后，经过百余年融合，广大汉人们在心里上已经趋于认同清朝为“本国”，满汉融合得到了加强。至清中后期，在人民心中，清朝皇帝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
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大义觉迷录》当时虽然没有达到雍正皇帝的初衷，但至少在臣民心中种下了和解的种子，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在清朝后期正式形成，雍正帝做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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