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官方邀请。
对于这个问题我将从案件的起源和政治方面进行解说。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初的时候，浙江德清县东面城墙坍塌。县令叫石匠吴东明带领他的群对进行修缮。开工之后发现大米不够，作为工头的吴东明就回家购买大米。他刚回家就有一个叫做沈士良的人来找他帮忙。
沈士良的2个侄子对他不好经常虐待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如果石匠在干活的时候将别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木桩顶部，然后铁锤击打木桩会有神秘的力量诅咒被写下名字的人，被诅咒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病，这种做法民间叫做“叫魂”。
沈士良想请吴东明帮他诅咒他的两个侄子。吴东明听了后大惊失色，虽然他不会这种法术，但是他听说过这个法术，但是如果自己和这样的法术扯上关系到时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他将沈士良交给的官府。
虽然最后吴东明和叫魂没有关系，但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百姓纷纷传言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人从事叫魂勾当。而且各种叫魂版本开始流传。谣言的流传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有一位德清县的人离开家乡去杭州发展，就因为他的户籍就被认为他是从事叫魂的，被人送到了保正家里，后来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叫魂的。还被逼编造自己害死了2个孩子，后来被移交县衙审理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供词前后不搭，后来县官给他洗清嫌疑。之后吴东明的副手以及一些人不断的被卷入叫魂事件，后来虽然被证实了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的恐慌心理，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殆尽了。
通过不断的演化，故事开始变得有独立性，叫魂的方法越来越详细，好像说的真的似的。叫魂的作用演化成可以利用叫魂谋取利益报复自己的仇人。而叫魂要用到对方的实物，提到最多的就是被叫魂者的辫子。
叫魂的事件越来越变得不可控，而且在这事件中辫子是反复被提及的东西，辫子这东西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被勾动了。
二、辫子引起政治敏感
当叫魂的谣言开始不断传播的时候整个社会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会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让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这谣言之后是否有主谋想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造反，特别是辫子的事情。
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为了强制汉人在政治上的归顺。当时颁发了有关削发、衣冠与女子禁止缠足等相关法令，尤其是削发最被统治者看重。他们要求汉人像满人一样前额剃光，后面蓄发。这是汉人臣服的标志。
削发令刚开始的时候引起了汉人的强烈的反抗。辫子的问题成为了汉人誓死抵抗的有力的民族武器，为此满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段回忆距离乾隆时代已经是很久了，但是乾隆很害怕有人想借用叫魂中辫子的问题勾起那段悲惨的回忆。
但是这样的想法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公开讲，所以一开始辫子的问题官府和乾隆也只是当做一般的案件进行审理，但是随着剪辫子的案件在全国开始蔓延的时候。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山东有很多从事剪辫子的案犯，其中有2个乞丐的供词让官府已经开始害怕了。2个乞丐交代他们用迷药洒在被害人的脸上，趁他们昏迷的时候剪掉他们的辫子。目的是供做法之用。
听说精通法术的人可以利用辫子直接去人性命和钱财，浙江和安徽就各有一名僧人会这样的法术，而且已经开始招收徒弟，势力越来越大了。
富尼汉像乾隆报告说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是很可能是同一根源，他们手下去各个地方剪辫子可能并不是单单为了钱财，肯定还有其他目的。乾隆很赞同富尼汉的说法，于是下令各地官府立刻捉拿妖术主犯。
命令一发各地都抓了很多犯人，但是大术士仍旧逍遥法外。审理之后乾隆很失望这些人要么被官府屈打成招要么就是遭人陷害，要么就是愚昧无知才从事剪辫活动。真正的和谋反相关的主谋一个都没有。
到了10月底，历时三个月的除妖行动已经让所有官员疲惫，乾隆也是一样。虽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许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怀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军机大臣建议停止这场闹剧，但是为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就把没有抓到主犯的原因归结到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运动但是仍旧要求各省官员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为止整个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但是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但是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发生在1768年的叫魂一案确实引起了清廷高层的极大关注，但是题目谈动摇了诺大的大清国，这个说法则无疑偏颇和失真了。
乾隆是个心思缜密却又对权力敏感的皇帝。通过叫魂案，乾隆皇帝有三大认识：
其一是摸清了帝国的廷寄与信息传递渠道的真正效率；其二是再次了解到各地官员的因循守旧且欺上隐瞒策略；其三是唤起了对于以“割辫子”为核心的政治象征的开国往事。
对叫魂的恐惧是从最富庶的江南开始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以谣言的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剪发辫更是禁忌，“留发不留头”，往往与造反和反清复明相联系。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合法的和尚、道士、游民、乞丐以及走方郎中群体倒了大霉。本来无关的人员，却无辜被纳入到这场抓捕“叫魂者”的运动之中。
令乾隆皇帝震怒的是，当事情传到他耳朵里，问题已经由普通的谣言变成政治事件了，而地方官竟然虚瞒不报，还互相搪塞；
有叫魂事件和谣传发生的各地官员起初并没有当回事——这种民间禁忌本不足为怪。但当皇帝下令急报时，他们才意识到（或者说被迫把事情放大化）要追查到底，以至于在方法上株连广泛。对于大清普通民众来说，谣言四起的叫魂案则意味着恐慌与未知。
实际上，1768年春天是事情的萌发期，只有少数人涉及其中；到了夏天那一段，事情有点复杂；到了秋天，乾隆皇帝发现了事情的扩大化事态，在军机大臣刘罗锅之父刘统勋赴承德做例行工作汇报之后，事情就全部结束了。
朝廷与地方在这个事件中热闹了。官权和皇权几经博弈后，朝廷付出了几条无辜草民的性命和丢掉了几个乌纱帽后，从各地方发押解到北京和承德的身躯残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证们经军机处各位军机反复折腾，终于在保护了皇权的威严，又成功隐匿了关于清朝政府的异族统治对辫子所代表的权威和服从可靠性的焦虑，本来莫须有的案情终于被乾隆大皇帝重重举起后轻轻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认又要严加搜查又要避免伤及无辜这种矛盾的要求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故而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笔下，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清廷统治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传统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否认，乾隆此种小题大作以及彼时官僚体制的层层因循且不灵活，整体效率低下而追求媚上，不讲事实，则映射出清朝这个大帝国即将走上没落的悲催道路。
转施京吾贴：盛世下的“零和社会《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一部力作。本文题目中有零和社会概念，是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提及的，这里略加解释。
所谓零和社会，是指参与社会博弈的双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z得失相加为零，社会的总效益没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会的能量转换是完全转换，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最后是赢者通吃。可以想见，一个人、或者一个社群的社会能力被彻底剥夺，将会面临着什么？
1768年的叫魂案发端于一桩实在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浙江省德清县，因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在维修时，一位叫沈士良的农夫给了修桥吴石匠一张纸，纸上写着沈农夫两个侄子的名字，沈农夫请吴石匠把这张写有名字的纸贴在木桩上打入水里。沈农夫如此行为，是他长期受到两个侄子的欺凌，把活人名字贴在木桩上用大锤撞击，可以勾去他的精气因此而生病或死亡。此即所谓叫魂。
用现在的说法，这是一种诅咒，确实足够恶毒，不仅是当然的道德问题，按《大清律例》还是严重的法律问题，这种带有妖术的装神弄鬼举动，属于十恶不赦中的不道之罪，如果罪行严重，是要杀头的，但可以肯定--这不是政治问题。
吴石匠并没有答应沈农夫的要求，也可能认识到了这个行为的恶毒程度，于是他召来地保正（估猜大约相当于村长一级干部），将沈农夫扭送衙门。沈农夫招来一顿板子之后予以释放。毕竟，事出有因，且没有形成主体事实，属于犯罪未遂。
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但这一开始，就如脱缰野马，怎么也刹不住脚：德清县人的叫魂传闻不胫而走。叫魂案就此蔓延开来，首先抵达临近地区萧山县，其后转入邻省江苏苏州，然后再转回浙江湖州，很快便超出长江下游地区，直达汉阳府。叫魂案开始严重蒸发。
此时，叫魂案的内容也随后发生变化，案犯的主体成员，不再是石匠一类有职业的人，而是以游方和尚、闲散乞丐为主，作案方式也有所改变，改为用剪刀剪去被侵害者的一缕头发（或者衣服的一角）。这样，这些行为更具备了妖术特征。各地衙门对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严厉的，被抓获者大都酷刑伺候，严刑之后却发现，没有一个案例够得上严格意义的叫魂案，不过是民间因恐慌而引发的一系列虚假案情。如此，案件依然是孤立的，与政治无涉。
在民间社会，总会不断流布一些稀奇古怪的流言，一面叫风起于青萍之末，一面叫流言止于智者，对流言的处置自然能够考验官员的执政能力，只是，通常情况下显得并不严峻。
流言在传布。各地官员都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处置，不能说这种处置是妥当的，官员们处置的方式都有个共同倾向，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进而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尽管不难看到权力的滥用，总得说来还能做到就事论事。倘若事情就此结束，就不足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僵硬和人治特征的标志，也无法成为君主专制权力无限膨胀的典型事件。
这时，乾隆皇帝已经陆续收到一些禀报案件的密奏，他命京城大员傅恒、尹继善、刘统勋起草了一份模棱两可的上谕，一面要各地官员留心查禁、重治其罪、严加惩治，一面还要不动声色。上谕于1768年7月25日发往各地。
当叫魂案蔓延到山东时，事情发生了转折。
山东巡抚富尼汉所辖地区抓获几个乞丐，证据确凿地证实了妖术的确存在。但是，富尼汉并未到此为止，他更加怀疑在妖术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妖党，并且认为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也许还会佐之以在公众中制造混乱。在乾隆上谕下达前一天的7月24日，他将案情上报朝廷。接着，他辖区内又有几例内容相似的案件，这更加确定了他的怀疑：确有妖党潜藏于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且有好几个妖术人犯躲藏在江苏，其中一个案犯招供自己来自江苏扬州。
皇帝接到富尼汉的奏章，再于7月29日发出一份紧急诏谕，命令对妖党进行清剿。但此时乾隆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清剿动机。
不仅富尼汉所辖山东，全国各地陆续对案情都有所奏报，奇怪的是，唯独江苏地区却没有一起案例上报，乾隆认为：既然别的地方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而江苏却在叫魂案案发伊始明明就在苏州出现过案例，富尼汉上报的案件中也涉及扬州。这不是糊弄皇上么。
原来，当初江苏巡抚在审理案件时就发现这个案件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也就更不会想到还存在什么妖党，辖区内一个小小案件何必惊动当今圣上？这个原本实事求是的判案反倒成为对朝廷隐瞒实情的证据。
虽然江苏官僚如此自以为是，但叫魂案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皇帝所在的北京，甚至越过长城，进入满人居住的地区，被抓获的案犯也越来越多，成为全国性恐慌。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有儒道释三种主要形态构成，治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一般都以此作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意识形态加以确定。但我的看法是，这都属于治国手段，也就是一种工具，支撑各朝代政权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乃皇权自身，皇帝贵为天子，其权力具有一定神授意义，并在此条件下构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中心主义--通俗地说叫官本位，但官本位不足以涵盖权力所能延伸到的各个层面。正是权力中心主义的存在，才是中国专制制度特别强大的缘故。由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为汉人统治，因此并无特别宣示的权力形式，通常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权力的绝对性。而清朝相对汉人则为异族，满族具有自身的民族特征，入主中原之后，随即将这一特征推广，强加给了全体汉人，这就是削发、留辫--它对于清代统治者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对王朝体认的一个根本标识。在满清入关后，重大而血腥的屠杀事件几乎都出现在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在江苏，而这两地现在还都扯上了叫魂案，尤其是嘉定（今属上海管辖），当年嘉定三屠与江南人拒不削发、对削发事件的认同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叫魂案在乾隆眼里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这是不是企图动摇王朝根基的政治事件？
江南士子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骨子里有阴柔一面，士风淫靡，但在江南士人阴柔表象之下却有内在的坚韧不拔。当年，南明覆亡，平日里的铮铮男儿，却齐刷刷地输给过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至今，金陵市井可以随口报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名字，却要在侯方域、钱谦益、冒辟疆（冒襄）的名字面前支吾半天。也许乾隆皇帝体会到了这样的坚韧，他对江南官吏素来恶誉，屡屡指责江南官僚吏治恶习。
于是，他处心积虑地暗示要地方各级官员注意叫魂案的严重性。
由于皇帝对案件追查的要求在不断加码，整个八月，乾隆几乎完全陷于叫魂案处理中，排查也只好跟着乾隆的调子步步深入。到了初秋的9月7日，乾隆终于耐不住性子，他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第一次直面削发问题，不再如以前一样地闪烁其词，最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迹。其实，他对此早有敏感，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点穿的原因，乃是因为根本就不希望看到这种具有谋反性质的事件出现，正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弘历头脑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现象，而且更不愿意的是由于自己点穿了这个臆想出来的实质而引发全国性的民变--他心虚得很。
至此，清剿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针对的不再是什么妖术，而是谋反。
案件一旦涉及谋反，就不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介入案件审理的也不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大员。可是，中央官员一接手案件便立刻掂出了事情的份量：这些案件几乎全部是地方官员为满足皇帝的重视程度伪造出来的，案件的发生都如江苏的案例一样，大多数是因为恐慌引起的（其中还包括一些民众之间泄私愤的栽赃），被抓获的案犯无不是在严刑之后提供的虚假供词。有意思的是，这些京畿大员们并没有一味地附和皇帝，而是客观地指出了案件的实质--这正中国儒家传统的风骨，他们尽管经常混淆是非，但在自己的是非观里并不轻易妥协，所谓愚忠。
皇帝呢？也没有继续顽固地认为这是对王朝基础的破坏，他顺水推舟让官员们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处理，自己随即超然事件之外，继续明察秋毫地圣明。仅仅过了半个月，乾隆便再次变换自己的态度，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属荒唐无据而原因却是奸徒撒谎和问官锻炼成招，一转眼，自己便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圣明。进入10月之后，几乎变成了平反月，到11月初即全面停止对妖党的清剿。
但案子毕竟是皇帝御批，是乾隆不断层层加码才弄到这个地步，即便纠正冤假错案，也丝毫不能损害皇帝的尊严--其实就是个面子，只好把所有罪过推到了地方官员的头上：这不是皇帝的不高明，而是你们的蠢笨才导致这个结局的。
以权力中心主义构成的统治结构，体现为皇帝对地方官员的垂直管理，这样，皇帝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信息，结果却引来皇帝本人的横加干涉，他可以随时随地介入到与自己身份毫不相干的事务性工作中，而各级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面对的不是事情的对和错，而要竭力揣摩皇帝的意图，皇帝的感受才是判断是非的依据，唯有如此，方能直接体现出皇帝的绝对圣明和皇权的绝对性。如此行政，看似高效，其实效果极坏。正是来自皇帝的压力使案件不断偏离实际轨道，皇帝屡屡批评官员不明事理，却没人知道皇帝的事理到底为何？直到案件确定多是冤案后，他依然能够理直气壮地批评官僚们没有按照他意图去办。
既然不能埋怨皇帝的神经过敏，只能责怪地方官员的超级愚蠢了。那些查处叫魂案的官员们--不论他们曾经是什么态度：消极的、积极的，统统受到了处罚。据孔飞力统计，整个案件中受到处分的官员达195名，其中包括把案件夸大为妖党的富尼汉。
尽管我们可以假装宽宏大量的地认为：皇帝毕竟担负整个江山社稷，多加一分小心也是理所应当。坏就坏在这多加一分小心上，它体现了权力中心主义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权力的不可捉摸性。在整个事件中，最为荒谬的还不在于皇帝的严苛，也不在于官僚们的见风使舵，而是削发问题的本身。按说，是否削发并没有任何危及政权安危之处，而且按大清律，也从来没有在律法上规定这是一个强制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依法办事，实际上整个清王朝根本不需要削发留辫--这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更不是一个涉及清王权统治的政治问题。但权力中心主义却导致对事件性质的认识、分析、判断，全靠皇帝是否有一颗悸动着的多加小心。这样，原本孤立而不相干的刑事事件，甚至是道德事件，一转就变成了危及统治根基的政治事件，把涉事民众一下推到了政权的对立面上，朝野上下沸反盈天，朝臣们一面承合皇帝的高度警惕性，一面又要面对尴尬的现实。为了得到皇帝所需要的口供，不能不对事主施以刑罚。残酷的刑讯逼供之下，什么样的口供不得到？什么样的罪名不成立？什么样的冤案造不成？
这个结果导致：整个叫魂案中，除了证明皇帝的高明外，竟然没有一个受益者。皇帝通赢，余者全输。
整个案情真相大白后，凸显出的是零和社会的结果。边沁说，政府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零和社会的结果不仅相反，甚至更加极端，所有人都没有从中得益，并且要向更加弱势群体、个人转嫁自己的损失，最终可能激活各种社会矛盾。
康乾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乃以盛世著称，整个社会状况都处于上升期，此时，西方社会中轰轰烈烈的拓殖运动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危害，反而使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输入国，当然，由于有着和珅这一类超级腐败分子，普通百姓并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但总是利大于弊，远远强于灾害频仍、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时期。繁华的国际贸易带动了国内的经济繁荣，即便在十八世纪中晚期，苏州商埠的繁华程度在国际城市间也是鹤立鸡群。
但在盛世之下乾隆皇帝却显得如此惊慌，以致大动干戈，这就表现出由意识形态主导下权力中心主义政权依托的虚弱本质，当皇帝觉得削发问题很可能冲击大清王朝根基时，其余人必然要作出更加过激反应才能符合圣意，不仅违背事件本来面目，连基本的就事论事都难以做到。就这样，大清律法中没有定罪记载的削发行为、在1768年里实际也不存在叫魂案，仅仅因为民间对某种妖术的恐慌，硬是被乾隆活生生地捏造出一个轰动全国的妖党，仿佛大清王朝岌岌可危，随时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1768年的欧洲图景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拓殖运动如火如荼，现代科技蓬勃发展，早在1688年英国已经爆发了光荣革命，而1768年，正是启蒙运动达到最高峰值时刻--21年后的1789年，即迎来改变世界的法国大革命。
世界的剧烈变化配之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国却毫无触动，他对江南--这个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方充满了轻视和鄙夷：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唯江南为甚，他从没有想起来研究过世界变化的可能样式、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形势--这并非我用现代眼光要求那个时代，而是1768年是一个离现代世界已经非常接近的时间。我们时常批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对于中国似乎应该改为世界没有论，除我泱泱天朝，这个世界非蛮即夷，非我族类，根本不承认在我们之外还有一个他者的世界。
从这个事件中不难看出王朝统治的僵化和荒谬，偌大帝国，从来没有谁寻求过任何政制上的变革，而把帝国之基础建立在一个空洞无据的意识形态上--仅仅几缕发梢便把一个国家搞得寝食难安，乾隆对民间毫无由来的妖术恐慌火上浇油，引发了一场全国性政治震荡，强大的帝国经济基础，仅仅过了70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便被枪炮轰得粉碎。
清王朝的覆灭，导致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盛景成为一片虚幻，也导致清末民初直至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横冲直撞--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使我们的身上流动的历史血液、哺育过我们的历史，成为一种任意舍弃之敝履。这种历史的痛感时时萦绕在我心头：一个拒绝变革的世界，其所维持不过是个死亡的世界，历史只能在变革中得到延续。
传统中国，毕竟还有刘统勋这样忠心耿耿、精明强干的朝臣，他们继承了中国儒家风范，刚直中正、申明大义，没有因为皇帝的忧心忡忡轻易附和、断定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反清势力在兴风作浪，他们用自己的机智、才华阻止了悲剧的进一步延续。如此果敢之士，如今大约也成一件稀罕物了吧。
一场可能引发政权危机的叫魂案终于落下了帷幕，其结果是，所有涉案人员，从官僚到平民--一无所获。一场社会零和化的图景跃然眼前。
来源：《同舟共进》2012年第九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原文
光绪二年（1876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一场剪辫事件，非但引起了社会恐慌，甚至还牵出了一场隐身幕后的政治风波。
除肉身外，人还有魂魄。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人的魂魄与肉身合二为一，魂魄一旦离开身体，人即会有性命之忧。而且，还有一类江湖术士，他们剪取人的发辫并以此摄取其魂魄（即叫魂），而失去魂魄的肉身则逐渐萎靡不振，最终死亡。因此，一旦发生剪辫事件，民间必将出现叫魂恐慌。
光绪二年（1876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一场剪辫事件，非但引起了社会恐慌，甚至还牵出了一场隐身幕后的政治风波。
三人成虎：叫魂恐慌的蔓延
当时南京城正南门有一座桥，名为长干桥，因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战火破坏，加之年久失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了保证交通顺畅，1875年，官府特地雇佣石匠对其进行维修。但在桥梁即将合拢之际，南京城内突然流传着一个谣言，称石匠为了保证桥梁的稳固，将搜集人的魂魄来顶住桥墩，以防止坍塌，而被摄去魂魄的人则性命难保。
1876年4月4日，《申报》注意到了此事，并以《剪辫子》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称南京城内此段时间发生了怪事，郊外一名十三四岁的孩子发辫突然被剪，但幸亏他提前有预防，将发辫“扣在腰带上”，故“辫虽剪，未被取去”。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发辫不被损伤，南京城内百姓外出纷纷把辫子“放置胸前，以防不测”。对于偷剪的辫子将做何用，则众说纷纭。要么是发辫被石匠拿去放在桥墩上，借此作法将发辫所有者的魂魄摄来，用以顶住桥梁；要么就是有其他旁门左道的人趁此修桥之机“剪辫做别用”。
紧接着，关于剪辫的说法也更加玄乎。《申报》4月14日报道，目击者称，当时“一阵风中若有一团黑影吹至面前，不觉毛发森树，风过处辫即失去或二五寸或八九寸不等”。甚至有人称还抓住了剪辫的元凶——纸人。据报道，有一家住新街口某人，出门后不久即发现有一阵阴风吹来，于是急忙用污秽之物迎风投掷，竟不料打落一个纸人。这个纸人长一尺二寸，手持小剪或持小刀。诸如此类的传言，使金陵城内人人自危。
捉拿剪辫者：政府、百姓如何应对？
南京城内出现的叫魂恐慌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为了查明真相，特地将负责此事施工的石匠传唤到官府问话，经过地方官的再三诘问，石匠坚称最近出现的剪辫案件“实非伊等所为”，无奈之下只得将石匠释放。但从整个事态发展情况来看，地方官府基本是处于缺位状态。他们这种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从5月底苏州发生的一次剪辫案可以看出来。
据5月1日《申报》报道，苏州府总捕头有一年仅十三四岁的弟弟，4月28日在衙署读书，他突然觉得有一阵阴风从背后吹来，令他不禁“毛发森竖”，阴风过后竟发现自己的辫子“亦短去数寸”。公安局长的弟弟被“叫魂”了，这还了得！苏州官方迅速组织力量对苏州的外来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并“严密访查所有客栈小庽，俱令编立循环名簿，按日至公署更换，以便考核”。同时要求相关责任人“各带干役按本营地方巡察”，务必抓住剪辫者。
地方官这种态度引起了舆论的强烈不满。《申报》当即发出质问：“何民间之辫轻如鸿毛，官场之辫重如泰山也？”苏州官方无视事态的严重性，听任谣言散布，民间更是人心惶惶。8月份苏州出现纸人剪辫谣言后，引起了当地居民的集体恐慌，他们神经过敏达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夜间偶有声响，一呼百应，鸣锣放炮，彻夜达旦”。
既然地方官迟迟无法破获剪辫案，民众就自发行动起来，防止自己的辫子被剪。他们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在黄纸上写“哇喃咱咤吽”五字放在帽里以破剪辫术；有的开出了辟邪的处方：“先用白烧酒喷，再用干雄黄擦，再用罗罗藤、生大蒜捣汁敷……，再用防风、金银花、滑石、雄黄各七分煎服。”当然，这是消极防御。不少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以抓获剪辫者。在扬州，当地居民抓住了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发现其腰间“有小剪刀三把，行李中搜出大小辫共二十七条”，在认定其确为剪辫者后，直接认为“官办不如民办之速”，“遂坑之”，即将其活埋。一时之间，各地因剪辫而引发的命案不断，甚至出现将矛头转向当地教会与传教士的趋势。
剪辫引发涉外风波：传教士惹了谁？
实际上，早在剪辫恐慌发生之初，民间就有此事乃当地传教士所为的传言。一时之间，民众对于传教士及其教堂多了一层戒备与警惕。
例如当时一些人在黄纸上书写“哇喃咱咤吽”五字，并将其贴于帽内，以防止被摄魂。据说这个秘方大有来头，乃“自东海流入中华”，民众见其关涉海外，便推测剪辫可能是当地传教士干的。但同时有人指出其破绽，称这个秘方出自东海，而洋人基本都由西海而来，应与教会没有多大关系，于是“群疑乃释”。尽管众人的疑虑一时被打消，但这对教会来说，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此时的外国传教士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设法打消民间对自己的怀疑，他们积极为自己辩诬。7月，在西方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了《辟邪说》一文，文中对剪辫叫魂波及传教士的潜在危险进行了描述，并不无忧虑地指出，剪辫摄魂乃传教士所为的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论”，这种传言或许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若存在其他政治背景，即以洋人为攻击目标，则定将“酿成巨祸”。
在无锡等地发生剪辫事件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辫子被剪者居然无一是教民。于是坊间又传出一种说法，即用白灰把十字划在街道上，可以破除剪辫妖术，于是大街小巷顿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十字。这引起了教堂方面的强烈抗议，官府只好出面将这些画在街道上的十字洗刷干净，并警告民众“倘敢再违，定干究办”。地方官这种做法直接给民众造成有意袒护教堂的印象，使民教矛盾更为尖锐。很快，因为剪辫问题在皖南引发了著名的建平教案。
南京的剪辫谣言发生后，迅速向周围地区蔓延。在皖南建平等地，流传着“恶鬼拿着剪刀飞驰天空，专剪行人发辫”的说法，以致人心惶惶。某日，乡民们捉住了一个剪辫人，并将其扭送官府，一经审问，此人便称自己是天主教堂指使，如此一来，地方官便投鼠忌器，不敢深究，便将其释放，这无疑使民间对教堂的强烈怀疑进一步加深。
7月初，建平县乡民阮光福的辫子被偷剪，他在与人谈天时称此事定为教堂所为，但这话刚好被路过的传教士杨琴锡听到，双方就此发生争执。当晚，杨带领教堂一干人等将阮抓走并予以监禁。此事一出，乡民们长期以来对教堂方面郁结的愤恨情绪顿时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7月13日，在当地士绅的指挥下，七八百名手持刀枪的村民将教堂团团包围，杀死其中的传教士，并将教堂付之一炬。建平教案在皖南地区迅速引起连锁反应，皖南宣城、宁国、广德等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捣毁当地的教堂，并杀死了一些传教士。这一连串的事件，史称“皖南教案”。一个普通的民间谣言，就这样升级成了涉外事件。
“谋了天下做圣人”：剪辫真相大白
剪辫风波引发教案后，西方相关国家驻华外交官员纷纷向清廷进行严正交涉，要求尽快惩办凶手，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因此，清廷颁发严旨，要求江南地方官员迅速查明事件真相，澄清谣言。为免引起进一步的涉外事件，清廷还特别提醒：“其有牵涉教堂之事，犹需妥为剖晰，毋致因疑生事”。很快，朝廷的圣旨下达到两江总督府。
此时两江总督为林则徐之婿、晚清著名洋务官员沈葆桢。相对于其他一些思想僵化的同僚，沈颇为开明。他从来就不信什么剪辫摄魂之说，在接到朝廷下发的文书后，沈葆桢迅速展开了行动。经过严密追查，并根据一些剪辫嫌疑人的供词，发现桩桩件件都指向一个秘密宗教组织——白莲教。
为了迅速破获此次叫魂案，消除民众对教会的怀疑，1876年9月4日，沈葆桢在《申报》上刊登告示称，最近由匪徒散步妖言，称能用纸人剪辫，若抓获相关嫌疑人，“查有实据”，且有口供者，“照例严办”，但警告民众不得妄行殴打嫌疑人，“甚至疑及教堂”，以免“酿成巨祸”，并指出此事“系白莲教党羽”所为，“与教堂无涉”，因此若发现剪辫纸人，且有实据后“无论平民教民，均应听地方官拿办，不得捕风捉影，遂行滋扰”。在两江总督的严厉催促及民众的积极配合下，一些剪辫嫌疑人陆续被捉拿归案。经过审讯，此次叫魂案件背后隐藏的一桩政治阴谋逐渐浮出水面。
1876年，中国不少地方遭受大旱，各地饥民流离失所，江南地区亦同样如此。长期活动于该地区的白莲教决定联合哥老会乘机举兵反清。为了制造恐慌局面并进一步引导民众将矛头对准教会，扰乱基层秩序，并借此举兵占领江南，掐断清廷的财路，他们经过精心谋划，制造了此次剪辫叫魂恐慌。
在江东，朝廷捉住了两个剪辫者，其中有一名为游方僧，叫方普志，湖北人。审讯者询问其剪辫用途后，他称是其师父准备起兵反抗朝廷，制作了多个木人，但须“得生人发辫数万条”才能木人“祭活”，这些木人一旦被激活，“枪炮皆不能入”。但当问及他师父的踪迹时，他称不知其师父在何处，但他们都系奉九华山师父之命在各地作法（即剪辫），他们师徒二人一年往返两次，“凡事必请命而行”。可见，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为。
无奈之下，官府立即提审另外一人。此人在押解到朝堂之上时面色如常，故作镇定，并称“汝杀我必有大祸”。官府当即决定对其施加刑罚，但发现他“全然不觉痛楚”，经检查后发现他身上贴有膏药，立马将其揭去再次施刑。这次他实在难以忍受，只好招供，称二三月间，有一个人来到该地，雇佣一些人剪辫，“每剪获一辫付洋一元，得一衣角付洋三元”，不少“本地愚民被诱入伙”。他们口中还念动咒语：“今天教你归山去，你们在我家下做阴兵有好处，你们快快转凡人，如今想我救你命，万万不能早超生，我们今天谋天下，谋了天下做圣人……”因此，在此人的蛊惑下，他便操起了剪辫这个行当。
另外一个剪辫嫌疑人的被抓过程，更是离奇。此人为道士，他偷剪人辫子后，在一家客栈投宿，因当时客房紧张，他与一惯盗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那个惯盗见他随手不离一个木箱，料想箱中必有贵重之物。待半夜趁道士熟睡之际，悄悄打开木箱，摸得里面有一个包袱颇为柔软，“意必系丝绵之属”，乃将该包裹偷走。那人盗得包袱并逃出三五里外的村庄后，乃将其打开。包袱一解开，他不禁骇然：发现里面竟是“条条发辫”！他马上想起最近各地盛传的剪辫叫魂的恐慌，以及官府对剪辫嫌疑人的悬赏通缉布告。对此，他既惊又喜：惊的是他碰到的这个道士是否会因此摄去他的魂魄；喜的是若将此人拿解官府，定能得到一笔赏钱。他思之再三，还是决定选择后者，但为了给自己壮胆，他邀约了当地几个农夫一起前去捉拿这个道士。
碰巧的是，当他们尚在前往该客栈的路上时，恰好与那个道士正面相逢。原来道士醒来发现包裹不翼而飞，料定是与他同宿之人所为，乃追寻其踪迹而来。于是，惯盗立即大喊：“此即剪辫人！”众人立马上前将其扭住，并在其住处搜得纸人等物，见纸人“长七寸许糊至三寸厚”，他们连人带物一并送交官府。在证据面前，该道士只好对自己参与白莲教起义之事供认不讳。同时，官府为了提高众人捉拿剪辫人的积极性，特地再次发出告示，称若解送来一名剪辫者，经审讯确有实据者，官府一律赏给“洋银五十元”，被诱骗学习该剪辫妖法者能将其头目“缚送”官府，则不仅一律免罪，还发给赏银。在朝廷与民间的全力抓捕下，剪辫嫌疑人纷纷投案自首或者被缉拿归案。白莲教的此次谋划亦付诸东流。同时，关于剪辫谣言的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
事实上，乾隆年间江南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光绪年间的这次叫魂案影响颇大，除制造社会恐慌外，还引发了涉外风波。此类事件之所以在江南地区发生，此地“信鬼神，好淫祠”的传统无疑是传言滋长的社会土壤。时隔数十年后，叫魂恐慌因国民政府修筑中山陵而在南京城再次出现。此乃后话
三人成虎。屡试不爽。
《叫魂》案，以修筑石桥为开端，通过写上人名的符咒压在石板下面，而引申出来的一系列事件。其实如果仅仅是这个事情，不会引起多大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小民之间的报复案件，比较容易解决。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在当地造成的矛盾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给有心之人制造了很好的机会，那就是剪掉别人的辫子，制造更大的矛盾事端。谣言的起始是剪掉别人的辫子，就会把别人的魂魄带走。但是到官府和朝廷眼里，这条辫子却是政治事件。说明有人想以剪辫子来动摇清朝的统治地位。
所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都是写巫术和百姓的恐慌，后半部分就转移到官府和朝廷还有社会经济上的事情。
首先是官府是没有把事情扩大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前期被抓的人，被冤枉的，基本都被放了，只有造谣和污蔑者受到了惩罚。说明这个事情起初，官府是公正地处理民间矛盾的。
随着剪辫党事件的扩大，“辫子”就变成了政治事件，没有辫子的民众，是对清朝统治地位的不认同和统治者地位的动摇，这是确实存在的。
剪辫党，怎么形成的，书里面说了，是因为社会经济问题，导致有大量的人员出家为和尚或者道士，是流民的一种类型，因为他们并没有取得官府的“度牒”。这是对乾隆盛世产生的一种否定。
而且把《叫魂》和后来发生的对英美商人的严格管控来看，事实上来说，清朝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从来都是不自信的。汉人也从来是不服清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由巫蛊之术引起的社会恐慌事件。
封闭。空虚。缺物资条件。是信阴谋诡计造成的。富强信实际。去勤劳有担当责任。去生产创造物资。丰富生活。提高生活生产质量。信鬼神。信混乱低级不良。意想天开。幻美好。派姓。不去生产不去劳动蒙混其他信实的劳动果实。反过去叫嚎。不劳则贵。劳而者愚。落后贫穷空信仰靠幻想不勤劳而造成。富强靠实际勤劳生产所取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小小的谣言会让偌大的大清朝动摇，本身问题不在这个谣言有多神奇，而在于大清朝本身出了问题，而这个“叫魂案”只是一个小小的引线而已。
叫魂案的发展过程
1768年，也就是乾隆32年，正月间某地一座石桥突然倒塌。
官府就找到了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由他负责来修复这座石桥。这吴东明，用现在的话说，他的正当职业就是石匠，他还有一个副业，那就是“叫魂”。
“叫魂”分两种，一种就是类似于让死去之人的魂魄可以魂归故里，不至于变成孤魂野鬼。另外一种就有点“邪恶”了，就是把活着的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用各种方法对这个人名进行“诅咒”，让活着的人活不下去。
这样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影视剧中那种“扎小人”的模式，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都是封建迷信，可在当时，很多人还是很信这一套的。
修石桥就要打桥墩，在进行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个农夫沈士良就找到了吴东明，希望他在大桥墩的时候，顺便从事一下副业，帮自己叫一个仇家的魂（把写有仇家人命的纸条放在桥墩下，用锤子砸）。
吴东明虽然会这个，但是在他的观念中，这样做真的会死人的，所以他不敢。不做也就罢了，为了怕惹祸上身，他就向官府举报了吴东明，害的吴东明挨了几十大板。
就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后来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甚至于直接惊动了朝廷，惊动了乾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叫魂案”开始在各地兴起，而性质也慢慢以讹传讹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用纸条诅咒，到后来演变成了什么剪人衣角或者剪人头发。
一时之间，所有老百姓几乎都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自己就被当成“叫魂案”的犯人，被官府捉拿去了。
叫魂案反应了当时的官场腐败
如果把清朝历史看做一个人的一生的话，那么“康乾盛世”就是这个人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从幼稚走向成熟走向强壮的过程。
而从乾隆后期，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像人过了青壮年之后，身体机能开始走向衰落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一起不算案件的“叫魂案”最终会演变成全国上下的一场“运动”？无非就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上至朝廷，下至各级官员，都是腐败无能，只为自己的主。
从民间来看，不少人借助这个“东风”，四处碰瓷，到处进行敲诈勒索，如有不从就报官处理。普通人自然不愿意和官府打交道，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破财消灾。
而地方官府也是如此，从一开始的对这类案件爱理不理，到后来反倒是喜欢处理这类案件，因为是否真的犯了案，就是这些父母官说了算。只要钱物送到，你就没罪，假如什么都没有，安个罪名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
地方官员的底气怎么来的？那是来自于朝廷，确切的说来自于乾隆。
最初之时，乾隆并不知晓这芝麻小事，后来坊间开始传播说有人以剪发作为叫魂的工具之时，开始引起乾隆的注意。
清朝对于辫子的敏感度极高，乾隆也是如此。毕竟当初离清朝入关时办下的“扬州七日”“嘉定三屠”等等各类残忍的针对汉族人的大屠杀不过百十年时间。当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治口号，让几千万汉人老百姓在改朝换代中丧命。
而剪发貌似和减掉辫子有些关联，这是大清朝廷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政治运动”。那么镇压就成为朝廷的理由，并且是无差别的镇压。
谣言止于智者
放在现在，如果还有人说什么叫魂之类的“法术”，相信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了。
可是，即使在当今这个年代，依然会有类似的谣言出现。
谣言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谣言就变成了“事实”，就变成了“真理”。
1768年的叫魂案，民间是相信的，并且大部分民众认为真可以叫魂。地方官府的当官的，绝大部分人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也当成真的来对待。
而对于最高统治者乾隆来说，是否真的能叫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是否会危机他们爱新觉罗一族的统治地位，是否会危机大清江山。
所以我个人认为，那起小小的叫魂案，不同层次的人看待的角度不同，目的也各不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大清朝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坏了，从内部开始坏了。叫魂案只是一个引子，即使没有这个引子，可能另外一件小事也会引起清朝的动摇。
现如今虽然大部分人都很理智，唯物主义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可是谣言并非销声匿迹，特别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谣言更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利用。
前些时间不就有报道称某地一位“大仙”，不用望闻问切，不用吃药打针，只用对着患者的头上拍几下，就能祛除病痛，堪称神奇。
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相信这些东西的。可是在当地她就很有市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找她“看病”，他们并不知道她是否能看好，因为他们只是“慕名而来”。
一件事本身是对的，但是100个人中有99个人说是错的，1个人说是对的，这件事十有八九最后被说成是错的。
我们要做那1个人，当一个智者，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理智客观的判断力，不当谣言的传播者。
在一个拥有三亿人的大清朝，沿着运河的一些地方出现几起叫魂的案子，这真不是什么大事。
我自己是在本科时读到的这本书，有一个感觉，乾隆皇帝似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下令追查叫魂事件，似乎是借此机会，完成一次对官僚系统的动员，就像今天的各种学习一样。但是，官僚系统一旦形成，又有自己的运转逻辑，皇帝可以罢一些人的官，但也无法改变这个逻辑。于是，官僚系统就成了皇帝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带，消解了皇帝搅动社会的努力，使皇帝难以在社会上掀起什么波澜。这也是传统国家的特点，即高层的社会动员能力很有限。
孔飞力还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现代国家，我理解的就是对于社会的彻底动员的能力。《叫魂》的最后一句话，提到了文革，当有所指。
大清帝国魂丢了。
除肉身外，人还有魂魄。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人的魂魄与肉身合二为一，魂魄一旦离开身体，人即会有性命之忧。而且，还有一类江湖术士，他们剪取人的发辫并以此摄取其魂魄（即叫魂），而失去魂魄的肉身则逐渐萎靡不振，最终死亡。因此，一旦发生剪辫事件，民间必将出现叫魂恐慌。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初的时候，浙江德清县东面城墙坍塌。县令叫石匠吴东明带领他的群对进行修缮。开工之后发现大米不够，作为工头的吴东明就回家购买大米。他刚回家就有一个叫做沈士良的人来找他帮忙。
沈士良的2个侄子对他不好经常虐待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如果石匠在干活的时候将别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木桩顶部，然后铁锤击打木桩会有神秘的力量诅咒被写下名字的人，被诅咒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病，这种做法民间叫做“叫魂”。
沈士良想请吴东明帮他诅咒他的两个侄子。吴东明听了后大惊失色，虽然他不会这种法术，但是他听说过这个法术，但是如果自己和这样的法术扯上关系到时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他将沈士良交给的官府。
虽然最后吴东明和叫魂没有关系，但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百姓纷纷传言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人从事叫魂勾当。而且各种叫魂版本开始流传。谣言的流传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有一位德清县的人离开家乡去杭州发展，就因为他的户籍就被认为他是从事叫魂的，被人送到了保正家里，后来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叫魂的。还被逼编造自己害死了2个孩子，后来被移交县衙审理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供词前后不搭，后来县官给他洗清嫌疑。之后吴东明的副手以及一些人不断的被卷入叫魂事件，后来虽然被证实了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的恐慌心理，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殆尽了。
通过不断的演化，故事开始变得有独立性，叫魂的方法越来越详细，好像说的真的似的。叫魂的作用演化成可以利用叫魂谋取利益报复自己的仇人。而叫魂要用到对方的实物，提到最多的就是被叫魂者的辫子。
叫魂的事件越来越变得不可控，而且在这事件中辫子是反复被提及的东西，辫子这东西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被勾动了。
二、辫子引起政治敏感
当叫魂的谣言开始不断传播的时候整个社会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会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让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这谣言之后是否有主谋想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造反，特别是辫子的事情。
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为了强制汉人在政治上的归顺。当时颁发了有关削发、衣冠与女子禁止缠足等相关法令，尤其是削发最被统治者看重。他们要求汉人像满人一样前额剃光，后面蓄发。这是汉人臣服的标志。
削发令刚开始的时候引起了汉人的强烈的反抗。辫子的问题成为了汉人誓死抵抗的有力的民族武器，为此满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段回忆距离乾隆时代已经是很久了，但是乾隆很害怕有人想借用叫魂中辫子的问题勾起那段悲惨的回忆。
但是这样的想法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公开讲，所以一开始辫子的问题官府和乾隆也只是当做一般的案件进行审理，但是随着剪辫子的案件在全国开始蔓延的时候。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山东有很多从事剪辫子的案犯，其中有2个乞丐的供词让官府已经开始害怕了。2个乞丐交代他们用迷药洒在被害人的脸上，趁他们昏迷的时候剪掉他们的辫子。目的是供做法之用。
听说精通法术的人可以利用辫子直接去人性命和钱财，浙江和安徽就各有一名僧人会这样的法术，而且已经开始招收徒弟，势力越来越大了。
富尼汉像乾隆报告说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是很可能是同一根源，他们手下去各个地方剪辫子可能并不是单单为了钱财，肯定还有其他目的。乾隆很赞同富尼汉的说法，于是下令各地官府立刻捉拿妖术主犯。
命令一发各地都抓了很多犯人，但是大术士仍旧逍遥法外。审理之后乾隆很失望这些人要么被官府屈打成招要么就是遭人陷害，要么就是愚昧无知才从事剪辫活动。真正的和谋反相关的主谋一个都没有。
到了10月底，历时三个月的除妖行动已经让所有官员疲惫，乾隆也是一样。虽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许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怀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军机大臣建议停止这场闹剧，但是为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就把没有抓到主犯的原因归结到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运动但是仍旧要求各省官员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为止整个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但是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但是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叫魂，在古时中国很多地方都非常流行。即使是相对相信科学的现代社会中，也有不少人相信。平时孩童受到惊吓，或者亲人重病不能治愈，就会有人会找巫婆把他们的魂魄叫回来。
叫魂方式五花八门，各个地方甚至同地相距几十里的两个巫婆的手法都不一样，有看香头、关梦、送祟、换童子、下神、取仙药、送撞客、拘魂、过阴、破关，扶乩（邀仙）等等。这些原本只是骗人的把式，可是却一直有人信。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的春天，浙江德清县内需要修一座石桥，技术精湛的石匠吴东明被指派为负责人。一日，吴东明正在家中准备筑桥的材料，家里来了一位叫沈士良的人来找他帮忙。
原来沈士良膝下无子，年纪大了以后就居住在侄子家里，谁料这两个侄子非但不照顾他，还经常虐待他。沈士良听说把活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在木桩下面，石匠用大锤子敲打，这样一来就会损伤这个人的精气。所以特地来找吴东明帮忙。
吴东明一听让他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自然不愿意。又怕日后沈士良的侄子真的发生什么意外，别人会联想到他的身上，于是便将吴东明告发到官府。官府并没有在意这些小事，只是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吴东明打了25大板，便放其回家。
案子虽然不大，但是经过好事百姓和有心人的传播，谣言越来越重。都说德清县有个石匠会招魂，所传的叫魂手法也是五花八门。后来，各种叫魂版本开始流传，最远甚至传到了陕西。
二、叫魂案的影响
正所谓三人成虎，五人成章；众口铄金，积销毁骨。原本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经过众人的传播，仿佛成了真事一样，叫魂的方式也不仅仅是写名字了，还演化成通过衣角，辫子，佩戴之物都可以叫魂，其中剪辫子成为叫魂方式中最可靠的。导致很多家长不敢让孩子出门，在外不敢说自己的名字。
其中发生了两件事将叫魂案推向了高潮：
第一件、同年春天，叫魂案谣言刚开始传播的时候，德清有一名小商人来到杭州，当时杭州刚好发生两件孩童丢失案。有一天小商人因为醉酒，深夜了还游荡在大街上，被当地人看到。当本地人知道他是德清人时，立马说他半夜游荡一定是图谋不轨的叫魂者，并将其扭送到官府。在言行逼供下，这名德清人只得承认自己是叫魂者，谎称自己带了50张咒文，其中四十八张扔进了西湖，用了两张谋害了两名孩童的性命。一时间整个浙江都笼罩在叫魂案的恐怖阴影下。
第二件、同年夏天，浙江萧山有两名和尚在化缘的途中，遇到两名八、九岁的男童在房前玩耍，于是和尚便上前取悦逗乐，说孩子以后能当大官，并顺嘴问了孩子的姓名。其目的就是讨好孩子，想让孩子的父母给一点施舍。但是孩子并没有理会，和尚自讨无趣只得继续前往别处。可是几分钟后，孩子的父母追赶上来，一口咬定这两个和尚是叫魂者，因为和尚问了自己孩子的名字。和尚被扭送官府后，在其背包中发现了一把剪子和一截辫子，更加坐实了和尚是叫魂者的事实。虽然和尚说辫子是自己的，但是官府并没有相信。
三、叫魂案的结果
叫魂案的影响传播飞快，半年的时间内传遍了大半个中国，各地也是陆续发生类似案件，仅抓捕的剪辫案犯就多达60人。最后传到北京，乾隆得知后，认为这是一起针对清政府的阴谋，是谋反的前兆。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就从强制颁发了有关削发相关法令，可以说辫子就是清朝统治阶级稳固与否的象征。
乾隆于是下令各地严查叫魂者，各地为了邀功都抓了很多犯人，审理之后的结果让乾隆很失望，这些人要么是被官府屈打成招，要么就是遭人陷害，也有愚昧无知才从事剪辫活动的，但是没有一个能和谋反沾上关系。
从1768年七月至十月，各地抓捕的涉案人员越来越多，有些甚至是官员为了敲诈勒索以叫魂案的名义将其逮捕。三个月的时间全国有一万余人因为叫魂案丢掉了性命，大牢中也是人满为患。严重影响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地方官员见闹腾的差不多了，纷纷上书乾隆，恳请停止调查。
此时的乾隆也明白了叫魂案本就是一场闹剧，同时因为此案被搞得心力交瘁的乾隆很干脆的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至此叫魂案落下帷幕。
根基不好
“反清复明”的所谓“谋权作乱”恐吓了整个大清朝，因此叫魂案为乾隆提供了一个对大清官僚制度猜忌的出气筒，尤其是对汉族官员的不满。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从浙江德清出现，恐慌与流言如洪水般席卷大江南北，短短几个月内由南向北，影响了十二个省份的无数官民。
据说，有术士通过在受害者的毛发、衣物甚至名字上作法，就可以让他突发疾病，甚至死去，灵魂被术士捉拿奴役。
显而易见，这是愚昧的百姓编造出来的谣言，但就是这样愚昧的说法撬动了大清王朝的大半个疆土，让乾隆也为之侧目并大找妖党。
其实，叫魂案起因就是一个石匠被冤枉了，但随着百姓口口相传而添油加醋，到了乾隆耳朵里，这已经成了篡权谋逆之事了。
叫魂案的来龙经过是什么？
时间来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1月，浙江德清县城的水门和城桥坍塌了，知县雇了一个来自余杭、名叫吴东明的石匠来修缮。
22日这天，吴东明正和手下伙计们在护城河里打桩子，一个叫沈士良的村民找到了他，请他将写有侄子姓名的纸片贴在桩子上，再打进河里。
沈士良的两个侄子不孝顺，还贪财暴戾，不仅虐待他的老母亲，还骗取他的钱财，时常殴打他，而他双拳难敌四手，干不过侄子们。
于是，沈士良想把侄子的姓名贴在木桩顶部，让吴东明石匠打进地基里，这样可以让侄子大病甚至死去。
吴东明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且也觉得沈士良的说法天马行空，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德清知县。
知县叫来沈士良和两个侄子审一审，打了两人二十万大板，便都打发走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关于叫魂的谣言不知怎的凭空产生了，并迅速传播，直到无辜的百姓被牵连。
德清县一个叫计兆美的人因为挨了叔叔的打，从家里逃了出来，准备去杭州乞讨为生。
4月3日这一天，计兆美在西湖附近的净慈寺乞讨，因为是德清县口音，被人叫做叫魂者，暴打一顿后，扭送到官府。
经不过严刑拷打，计兆美屈打成招，编造了一些叫魂的故事，谎称已经杀了两个孩子，但因为牵扯到石匠吴东明却在事后不认识他，被浙江巡抚熊学鹏识破谎言。
关于叫魂的谣言继续发酵并流传，浙江萧山，僧人被村民暴打并送官，被官府平反；浙江湖州，僧人被渔夫勒索不成后污蔑，后来被县令释放……
江苏苏州，乞丐邱安吉、小贩张玉成等人，被小孩顾正男污蔑，被几人剪了辫子来做妖术，后来被知县释放。
短短几个月，谣言已经流传到安徽、湖南、江苏、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基本都是道士、和尚、乞丐被污蔑。
虽然早期这些案件随即被当地官员查明并释放，但事情早已经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直到乾隆介入进来，人头开始落地。
叫魂案的结局是怎样的？
刚开始，就像德清县县令做的那样，把涉案双方叫来对峙和审理，基本上都可以还这些人清白。
当叫魂事件搞得人心惶惶时，浙江巡抚熊学鹏命令德清与钱塘两县组成法庭，对一系列案件再次审理，让被告与原告当面对峙，确实让谣言不攻自破了。
其他地方的官员虽然职位不同、性格不同，但他们对待叫魂事件的态度与方法都是类似的，就是息事宁人，以安抚民心，维护地方团结。
他们知道，这就是民间愚昧百姓口口传播的谣言，除非打死了人，与犯罪挨不上边，所以最初的几个月内，他们也就没有上报。
但是，叫魂案件中涉及了一个历代满清帝王都极其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割辫子，这与“剃发易服”和“反清复明”挨得上边。
于是，乾隆皇帝在各地方的眼线把这件事情报给了他，并与某乱逆反联系到了一起，惹得乾隆大怒，一是对官员的“不作为”，二是对“妖人作乱”。
所以，大约从这时起，叫魂事件的性质变了，变成了各级官员围剿“妖人”，势必要剪除“妖首”。
最开始行动的是山东巡抚富尼汉，他对省内涉及到叫魂事件的人员拷打折磨，一个个坐实了他们“妖人”的身份，并找出所谓的“妖首”在江南地区。
乾隆皇帝大悦，号召各地向山东巡抚富尼汉看齐。许多地方官员碍于压力，加入了对“妖人”的围剿出，一连持续几个月，制造了无数冤案，造成了万多百姓死亡。
乾隆不惜亲自指挥清缴，虽然叫魂案件的破绽也越来越多，但乾隆仍然加大力度，让军机大臣亲自审讯嫌犯，直到他们发现这就是一个彻底的冤案。
这时，乾隆仍没有认输，在叫停围剿“妖人”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有妖人与妖术存在，只不过因为官僚玩忽职守，才导致了清剿妖人失败。
于是，叫魂事件以无数冤案、万多百姓含冤惨死，以及绝大部分涉及此案的官员因玩忽职守而降职、革职甚至被流放而告终。
叫魂恐惧为何席卷大江南北？
叫魂事件产生与经过的机制是极其复杂的，与大清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有关系。
冀鹏丽在《<叫魂&;谣言背后的传播机制及现代性启示》一文中，提到的一些观点挺有道理。
首先，叫魂事件产生于称为盛世的乾隆年间，这时候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人们的生活受到影响，清朝的种种危机开始显露。
虽然经济发达让清朝的社会发展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劳动力解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让许多百姓受到影响。
以劳动力解放来讲，社会繁荣稳定带来人口增长，意味着人们生存竞争加剧，再加上没有足量的土地、粮食与工作，无业人士增多，人口流动增多，产生了大量的佛道与乞讨人员。
其次，叫魂事件中，被满清官员地主剥削的普通百姓产生了一种权力的幻觉，让他们在弱势人员身上，通过指控、威胁来获得所谓权力，满足他们长久以往缺失的东西，所以，这起事件中受害者许多都是道士、和尚与乞讨者。
最后，满汉文化的差异也是一大原因。满人认为割发是战胜民族的象征，而汉人则认为这是屈辱的象征，而且汉人还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所以才对叫魂事件中的割头发恐惧厌恶。
以上是栋子分析的原因，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批判性地看一看美国学者孔飞力花了十年写成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小小的叫魂流言为何惹得乾隆重视？
至于说为何小小的叫魂谣言会引起乾隆皇帝的重视，以至于大动干戈，栋子认为有两点原因。
一是对于“谋权篡位”的恐惧。叫魂事件中牵涉到了“剪辫子”，这无疑会打中乾隆皇帝的敏感点，让他以为这可能指向满清统治的合法性。
我们都知道，满清入主中原后，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推行“剃发易服”政策，要汉人留满人的发型，穿满人的衣服，不惜杀得人头滚滚。而许多以“明朝遗民”自称的汉人，至死不留满人发型。
闹了大清几百年的“反清复明”大军，大多也是以剪掉辫子作为口号之一的，如此怎能不让乾隆紧张？
二是对封建官僚制度的不满。这很好理解，历代清皇帝为了解决皇权不下乡的短处，康熙、雍正都以织造的名义设立耳目，原因就是对封建官僚系统的不满意。
他们都认为封建官僚系统欺上瞒下，而乾隆也觉得叫魂事件这么晚才传到他那里，就是下面官员尤其是汉族官员的迟疑、懒惰、无能以及忘恩负义、贪污腐败造成的。
所以说，等叫魂事件不了了之后，乾隆大力整顿了涉事的官员，包括六名前任和现任的江浙督抚。
最后，回到最初的问题上，在叫魂事件中，一个小小的谣言为何会动摇偌大的大清国。
其实很简单，乾隆皇帝认为这件事情严重，想将这件事情发挥大，下级官员们还能不行动吗？
至于说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让专业人士来分析了，栋子就不献丑了。
古代封建迷信有多可怕？现在农村都还有很多迷信的说法未能杜绝，比如说在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把筷子直立插在饭碗中间，可能长辈就要说你不懂事，因为插中间表示祭奠亡魂。打过胎的人最好找人看看，因为要还阴债。如果你经历了梦中的场景，说明天眼未闭合，要多做善事，才可以延长寿命。鬼节七点后不要出来瞎逛。如果你路过自家的坟墓，没有祭拜，那么会大病一场。修路不能对准大门。左边眼睛一直跳，这是要发大财，右眼一直跳，这是灾难来的征兆。像上面说的这些，听起来是有点荒诞，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你不信，但是很多时候遇到这种事情，你还是会按照老一辈的做法去做，图的只是一个心安，比如说你不信鬼神，但是遇到身边灵异事件还是觉得毛骨悚然，以前在广州住的时候有一个谣言：“荔湾广场看起来像荔湾尸场，而且那么些年老是出事，即使我不信这个谣言，但是在附近路过的时候还是会加快脚步，避免晦气。”很多时候人就是这种心理，更何况是古代，封建迷信最为盛行的时代。1768年的叫魂案件受牵连者不计其数，上万人丢了性命！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又为何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1768年叫魂案始末
一个叫沈士良的商人早年把财产过继给了两个侄子，并希望侄子们能够养老，却最后遭到侄子们的厌弃，所以找到一个石匠，希望石匠能够把写有侄子名字的纸条，随着木桩插入水底，这样侄子们非死即伤。这是多大仇恨，石匠老实人不愿意做，却被沈士良纠缠，于是没有办法只能官府相见，沈士良被打了板子，但是这件事情却被传开，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鬼神之说。
一个形迹可疑的乞丐被送到衙门，乞丐自称能夺人魂魄，官府也就打了个板子，并没有辟谣，旁听的百姓却神情慌张。后来又有谣传，说剪掉人的发辫，能摄人魂魄。清朝统治者是要求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都要剃头留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更何况现在又来了一个断发去魂魄之说，搞得人心惶惶，后来类似的传闻越来越多。官府终于瞒不住了，乾隆大怒，要求彻查此事，所被牵连着众多，光是被杀的也有一万，后来实在是查不下去了，因为牵连的太多了，这就像是整顿吏治问题，你如果要查到底，估计整个官僚体系要崩溃。所以最后也只是杀鸡儆猴，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停手而已。那么这个案件为何会影响如此大呢？当时的人为何会如此笃信这种迷信怪力乱神之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叫魂案发生的原因
第一，几千年封建迷信的影响
你别说老百姓封建迷信了，就是一个国家最高权力代表的皇帝也搞封建迷信，那么皇帝搞封建迷信无外乎两个原因：第一，政治需求。要说流传下来合法的迷信，就不得不提宗教了，佛教道教的教义哪个不掺杂鬼神之说，佛教讲究忍受苦难，虔诚信佛，来世幸福，道教提倡修身养性，炼制丹药，得道成仙。还有西方的基督教也是教人信奉耶稣，忍受苦难，因信称义。这种种都是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因为这些教义就是在告诉百姓，别瞎闹，安分点，有啥事忍着，好好做自己的事情，下辈子会幸福。你说哪个皇帝不希望百姓老老实实的，所以很多的君主都提倡宗教，更甚者，自己也被教义给吸引了，历史上也不乏遁入空门的皇帝。第二，现实需求。这里就说到皇帝追求长生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秦始皇，寻找方士炼制丹药，或者派出军队寻找神仙，徐福东渡传闻也是为了帮秦始皇找不老药。结果秦始皇暴毙而亡，你说丹药中的水银成分吃多了当然会中毒，所以英年早逝也是很正常。还有就是汉武帝，唐太宗等人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君主，晚年却也相信的长生不老之说。这些帝王都自命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传达上天的旨意，你说这些传达上天旨意的人都搞封建迷信，那么普通百姓呢？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叫魂案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康熙雍正乾隆长期的愚民政策。
清朝入关之后，君主也很是担心，因为要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容易，更何况是，落后文明统治先进文明。中原人民常常很自豪，常常会说：“就算是落后的小族入主中原，也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被中原先进的文化给同化，你看孝文帝厉害吧，直接把自己民族特色给整没了，所以历史上对孝文帝改革看法也是褒贬不一。那么清朝的几位圣君又是如何统治中国的呢？当然如果要叙述的话估计要说个几万字，那我就单单说思想层面吧。
首先兴起文字狱，”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句话说清政府不识字，大逆不道，把说这句话的人抓起来砍了。江西一乡试考官出题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不行，这维止不是把雍正的头给砍了了么。拖下去砍了。这是何其荒诞。
其次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禁书，所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全部烧毁，像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就是一本禁书，曹雪芹家道中落，曹家直接被雍正给抄了，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曹雪芹也是感慨万千，你说当初康熙六次下江南，劳民伤财的，四次住在曹家，能不花钱么？款待了康熙，何曾想被雍正给抄了，这爷俩还真不好伺候。所以曹雪芹也是发发牢骚，虽然穷困潦倒，但还是完成了《红楼梦》，红楼梦有点借古讽今的意味了，明清四大名著故事背景多放在前朝，只有西游记故事背景更早，处于唐太宗时期。故事背景如果放在当代，估计还没写完就被株连，写前朝比较好，你看只有前朝的腐败才能显示本朝存在的合理性，按道理是政府应该提倡的，统治阶层也不傻，知道小说里批判的是当朝，所以四大名著纷纷被列为禁书，但是《红楼梦》禁不了，因为写得太好，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爱看，你如果要去深究的话，估计要被法不责众几个字给搪塞过去。
最后就是科举制写八股文的传统了，明朝顾炎武就说过：“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凡四百六十余人也。”所以明清这两个朝代是对百姓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特别表现在科举制上，写八股文，都是些四书五经的内容，答案标准来自朱熹《四书集注》，不能发表考生个人观点，连国家的教育都搞得这么僵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变成书呆子，老顽固。那么普通百姓思想文化岂不更为落后，很多东西解释不了的就把封建迷信搬出来。所以清朝的愚民政策也使得百姓思想落后，封建迷信也就有了存在的土壤。
第三，乾隆时期部分官员的腐败
每个朝代都有官员腐败的现象，明朝时期朱元璋规定贪污60两银子判死刑。但是大家都知道明朝时贪官横行的朝代，当然清朝也不例外，乾隆时期最大的贪官和珅，官至户部尚书，相当于皇帝的钱袋子，乾隆个人花销，很多时候也是找和珅解决，嘉庆帝上位之后，不听乾隆的遗言，直接把和珅给抄家了，不抄不知道，一抄吓一跳，大约合计11亿两白银，相当于现代两千亿人民币，嘉庆一下就吃饱了。这也反映出当时的官员有多腐败，如果当时叫魂案刚发生时，地方官员能够谨慎处理，不为应付政绩考核而上报朝廷，估计谣言也不会如此传播，所以很大原因是官员为自身利益，处理不当。
第四，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
这里的有心之人指的是致力于反清复明的那一帮人，看过《鹿鼎记》的知道里面有一个天地会，那就是一个反清复明的帮会，那么叫魂案中，这群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鼓动人们，宣传满人的政府要汉人剃发就是要勾人魂魄，导致人心惶惶。很多人也因此嫉恨政府剃发留辫的举措，满汉间的矛盾也会加剧，所以很多谣言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而传播迅速，叫魂案也不例外。
韦小宝剧照
该如何对待封建迷信
封建迷信源于无知，当人们解释不了某种现象时就会依靠主观想象，所以平时要多看书，读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用科学的方法解释特殊的现象，不人云亦云。当然也不需要过分的排斥封建迷信，因为有些东西既然能够合法存在，必定是有其道理，像宗教文化，还是有很多智慧精华，可取之处，很多时候图个心安，不伤大雅，也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或者社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比如说你出去打个麻将，听说靠窗户或者靠门的位置运气更好，所以你选择了，像这种封建迷信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也不需要太过纠结。把握好这个度，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叫魂案。
1768年的叫魂案，只是一个小小的谣言但是却动摇了大清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当时清朝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们出现了幻觉。可以说当时清朝由于长期压迫农民百姓，让百姓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全感之中。
叫魂案曾经发生在康乾盛世的时代。在江南突然有一天，人们风传只要把自己仇人的名字和八字写在纸上然后踩在鞋里面那么仇人就会死亡。这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科学依据的完全是一个谣言，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这些谣言已经引起了当时百姓们的恐慌。
首先来说说什么是叫魂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还珠格格》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皇后、容嬷嬷等人为了陷害紫薇，将一个写着乾隆皇帝生辰八字、全身扎满针的小人，藏到紫薇的枕头下面，这种行为使乾隆皇帝龙颜大怒。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琼瑶小说随意加的一个情节罢了，但殊不知在乾隆时期，“叫魂”这一迷信的风俗极其盛行，朝廷和民间都对此感到十分的恐惧，可以说是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了。
当时的人们相信某些懂得妖术的人，只要取到你身上的某一物件，头发、指甲甚至穿过的衣物，再知道了你的名字，那么就可以施展某种妖术，使你的灵魂脱离自己的身体，为这个懂妖术的人所驱使，然后你的身体会立即死亡。
我们对比一下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孩子高烧不退，通过神婆、巫师叫魂的方法可以把孩子救星。虽然一个是害人一个是救人，但这种谣言就是基于人们的信任，才得以迅速的从江南沿着运河，一路传到京城，并且迅速向全国覆盖。
当叫魂的谣言开始不断传播的时候整个社会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会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让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这谣言之后是否有主谋想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造反，特别是辫子的事情。
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为了强制汉人在政治上的归顺。当时颁发了有关削发、衣冠与女子禁止缠足等相关法令，尤其是削发最被统治者看重。他们要求汉人像满人一样前额剃光，后面蓄发。这是汉人臣服的标志。
对叫魂的恐惧是从最富庶的江南开始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以谣言的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1876年4月4日，《申报》注意到了此事，并以《剪辫子》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称南京城内此段时间发生了怪事，郊外一名十三四岁的孩子发辫突然被剪，但幸亏他提前有预防，将发辫“扣在腰带上”，故“辫虽剪，未被取去”。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发辫不被损伤，南京城内百姓外出纷纷把辫子“放置胸前，以防不测”。对于偷剪的辫子将做何用，则众说纷纭。要么是发辫被石匠拿去放在桥墩上，借此作法将发辫所有者的魂魄摄来，用以顶住桥梁；要么就是有其他旁门左道的人趁此修桥之机“剪辫做别用”。
在强压之下，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案件全部指向民间组织——白莲教。在重赏重罚之下，有民众举报白莲教教众。因此事件才真相大白，是白莲教想通过舆论来动摇清政府的统治。进而趁着民心不稳，一举拿下江南地区，因此精心策划了这次“叫魂案”。
其实，这个谣言来源于反清复明，和当初对抗清朝剃发易服的义士之后。一时间，和尚、道士、乞丐、无业游民等高流动人口成了被怀疑的首要对象。许多人被诬陷，屈打成招，押送京城。一直到秋末冬初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被叫魂而死去的人，这个闹剧也终于没头没尾结束了。而这场闹剧的记录者，却是美国人，当时难道就没有中国文人记录此事？
中国历史上有关“叫魂”案子并不少见，西方也有，比如“屠猫案”等等，其实，如果说这些案件本身对中国历史有多大的影响，我认为与战争变化、政治变化相比还是不太显著。但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政府机制、官员心态等等问题叠加而成，分析这些事件，其目的是看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从而窥见当时真实的样态。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浙江省德清县需要修缮一座石桥，当地一位吴石匠因为技艺精湛被选中。他的同乡沈世良找上门来。
沈世良是富商出身，家中资产颇丰，但是却无儿女可以继承。遂想将家产赠予两个侄儿，以求为他养老送终。现如今，侄儿们似有反悔，沈世良决定惩治他们，便将写有侄子名字的纸条交给吴石匠。
当时江南流传着一种说法：石匠将写有名字的纸条压在石头下敲打，纸条上的人非死即残。沈世良对此深信不疑，他请求吴石匠修桥时将纸条随着打底的木桩插入水底，再用大锤猛敲猛打，已达到诅咒两个侄子的目的。
吴石匠为人淳朴，在他看来这些是丧尽天良之事，于是断然拒绝。怎奈沈世良纠缠不休，为免招惹是非，吴石匠便将他送至县衙。
一番审理，县官认为不过是邻里纠纷，将沈世良打了二十大板结案。然而随着此案添油加醋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传闻中夺人魂魄的巫术是真实存在的。
两个月后，一个从德清县乞讨到杭州的乞丐，因为形迹可疑，被当地人扭送至官府。一番严刑拷打之后，这乞丐谎称他能用符咒夺走孩子的魂魄。这样的言辞在官府看来是无稽之谈，所以也没有贴告示来辟谣，但现场旁听的群众却慌了神，纷纷奔走相告。就这样，以讹传讹，眼见事情闹大，各地州县才开始张贴布告。但官府拟定的布告不但没有遏制住谣言，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功效。眼见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官员上下统一口径，集体隐瞒不报。
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策划下，这起普通的案子很快扰乱了大秦帝国的半壁江山：
六月，山东读书人韩沛显招供，曾经接连剪人发辫；七月，山东一个姓蔡的乞丐招供，有人教他用迷药迷晕路人，剪人发辫；八月，景州一名七十二岁的张婆婆招供，曾两次剪去待女的衣角；陕西一位叫郭兴利的学童，因为贪看街头戏法误了学业，对其母亲谎称被人剪了发辫，失了魂魄……
这阵风波很快蔓延到了京城，乾隆震怒痛斥朝臣：＂大清帝国历经康雍乾三世的励精图治，天下太平海晏河清，烟焉能被这等荒诞之言搅得不得安宁？＂
乾隆的隐忧：自古以来，宫廷内斗纷争手段频出，使用巫蛊并不稀奇，且不说西汉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就连乾隆的爷爷康熙，晚年时期还出现了大阿哥以巫术诅咒太子的丑闻。
于是乾隆命令军机处严查，这件事的起因是浙江宫史们知情不报，如今皇上下旨，各地官员纷纷邀功乱办。随着涉案人员的增多，不少地方官员难逃干系。牵涉的人数越来越多，调查的大臣们只得联名上奏说明缘由，恳请停止调查，以免造成批量的冤假错案。此时距最初吴石匠案发也已经过了一年，乾隆只得接受这个奏请。即便如此，这阵风波最后还足波及了全国十二个省份，因此案丢掉性命者达一万多人。
面对如此谣言，为何会在鼎盛的大清王朝引起轩然大波？
一，早在顺治年间，朝廷就设立了朱批密折制度，即地方官员通过密折单独向皇上报告要事。这一制度的使用，在雍正时期达到顶峰，然而随着乾隆时期各地官员长期安享太平生活，使得这项制度形同虚设。从案发当初，江南一带官员串通一气，没有一份关于此案的奏折送往朝廷，直至局面不可收拾。
二，当年摄政王多尔衮采取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的后遗症，即使到了乾隆年间也一直没有被平息，于是给了一些人借题发挥的机会，这也成为这桩事件发展壮大的诱因。
三，大多数百姓目不识丁，缺乏辨识力，很容易被人蛊惑。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一百三十余年，被合称为康乾盛世。乾隆三十三年是盛世的顶端，应该政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可这一场关于妖术的大恐慌，竟然波及全国众多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竟然都感受到危险。何以如此呢？
我们把视角拉回到长江下游地区，这里是叫魂危机开始的地方。
长江下游地区，一般被称作江南地区，包括江苏南部、安徽东部一角、浙江北部，是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
江南制造业极为发达，纺织业规模宏大，产品出口到全国市场。这样大量的纺织品，源自江南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家庭的手工劳动。为了在不断增长的人口中生存下来，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要为市场生产东西。
每个农民家庭都在当地市场从事交易，和全省甚至全国市场联系在一起。农民家庭已经和市场网络紧密相连，处于高度商业化的形态中。
虽然他们都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却直接参与了一个大生产体系的运作。从统计数据和历史意义上说，当时的经济生气勃勃，但对生活在盛世中的普通百姓来说，这样的商业繁荣不意味着富裕和安全，而是意味着竞争和拥挤。他们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投入家里的劳动力，来为生存而挣扎。因为当时人口增长太快了，社会生存资源的增长跟进不足。
在乾隆年间，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到了高度的专门化，耕地面积和务农人数缩减，因此粮食产量过低，各个地区都缺粮，需要从外地买稻米。江南地区人口过于密集，持续增长的稻米价格，对普通百姓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后来除了稻米，其他商品价格也开始升高，出现了通货膨胀。
最富裕的江南地区人民尚且有生存的困难，在偏僻的山区更是充满赤贫、失业和秩序混乱。
在生存压力下，人口持续流动，到更好地方去，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开发新地区。多数人能向上或向外移动，在生产性经济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也有一部分人在向社会下层移动，沦为乞丐或其他流浪者。
各种流浪者，无论是和尚、道士还是乞丐，在叫魂妖术大恐慌中，都成为被人怀疑的对象。
对官府来说，这些经济吸纳不了的多余部分难以掌控。尤其是和尚道士，易于加入，未经登记就可擅自修行。大批人冒充僧道，为非作歹，甚至多数被通缉者也是换上僧道服装远遁外地。这些人没有登记，没有工作，居无定所，追踪和管理极为困难。他们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触动了官府和皇帝的神经。
对于百姓来说，大量无根无基的人不受控制的流动，陌生人不断出没在自己的社区，下层阶级正在侵入社区生活。这让百姓感到焦虑，以至于后来叫魂的恐慌传播了大清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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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叫魂案牵动着无数人的小心思，牵扯的人多了，自然就引发震动了。
叫魂，其实就是古代百姓相信人有魂魄，而人一旦遭受到惊吓等情况，就会丢失魂魄，所以要叫魂，把魂魄喊回来。我小时候在农村，还经常能听到有人借叫魂来治病。
而叫魂案本质上不是叫魂，而是诅咒，类似于扎小纸人的把戏。
说这件事小，是因为起因就是1月末浙江德清乡下修石桥，有一个沈姓农夫，想要石匠把一个写着人名的符纸贴到桥柱上，然后用锤子敲打，来达到诅咒别人以泄私愤的目的。
大概沈姓农夫没准备石匠的红包，石匠不仅不干，反手就把沈姓农夫告了。结果沈姓农夫被县衙以涉嫌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逮捕。
这就是清朝官方史料记载的第一起“叫魂案”。
从一月到11月，叫魂案规模不断扩大，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从浙江地区蔓延全国。作案的人主要以流民为主，作案方式则千奇百怪。由于发生次数太多，最后震动了朝廷。
这里先说第一点，为何叫魂案会这么多？又为何作案的人以流民为主？
这就得从原因分析了，叫魂案本质上就是自住民对流民发起的一场反击保卫战。虽然经过康熙雍正王朝，乾隆时期国力到达顶峰，但是百姓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江浙地区，算是国家温饱线之上的地区了，而其他很多地区却仍在贫困线以下徘徊。有很多人，就因为在老家混不下去，跑到其他地方混饭吃，当了流民。
这些流民中就有很多不务正业或者不劳动的和尚乞丐，这些人不劳动或者没劳动能力，就会做一些下九流的行当，也有人会靠“妖术”坑蒙拐骗来混吃混喝。
而自住民大多都得靠辛勤劳作才能保证生活，一旦有个天灾人祸立刻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对于这些流民的到来自然非常抵触。
所以说“叫魂案”如此频繁出现，其实是自住民对流民发动的反击保卫战，目的就是驱逐不劳而获的流民，保证自身富足。所以，叫魂案的主角会是流民。
而“叫魂案”的扩大，也得益于乾隆的重视和官僚的推波助澜。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何乾隆会如此重视这么一个谣言呢？
这是因为乾隆居安思危，虽处康乾盛世，但乾隆一是担心汉人不服管，二是怕官员欺骗自己。所以当叫魂案中出现于“剪头发”有关的事以后，乾隆就高度紧张了。
而最初出现剪头发的发生江浙地区，那里是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所以乾隆害怕有人操控“叫魂案”，为的就是点燃汉人对满人的仇恨。
乾隆如此重视，手下的百官为了迎合上级，自然不留余力的大肆制造冤假错案，以便邀功。
其实，叫魂案就像题主问的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谣言，可是由于大家各怀鬼胎，在底层百姓，中层官员，顶层皇帝的三个相对作用影响下，愈演愈烈，最后形成了大规模的历史大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叫魂是一种鬼神之说，放在今天我们或许会嗤之以鼻，不过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仍然相信叫魂的存在。我们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尚且有不少人相信叫魂这玩意，更别说迷信的古代了。
首先来说说什么是叫魂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还珠格格》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皇后、容嬷嬷等人为了陷害紫薇，将一个写着乾隆皇帝生辰八字、全身扎满针的小人，藏到紫薇的枕头下面，这种行为使乾隆皇帝龙颜大怒。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琼瑶小说随意加的一个情节罢了，但殊不知在乾隆时期，“叫魂”这一迷信的风俗极其盛行，朝廷和民间都对此感到十分的恐惧，可以说是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了。
当时的人们相信某些懂得妖术的人，只要取到你身上的某一物件，头发、指甲甚至穿过的衣物，再知道了你的名字，那么就可以施展某种妖术，使你的灵魂脱离自己的身体，为这个懂妖术的人所驱使，然后你的身体会立即死亡。
我们对比一下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孩子高烧不退，通过神婆、巫师叫魂的方法可以把孩子救星。虽然一个是害人一个是救人，但这种谣言就是基于人们的信任，才得以迅速的从江南沿着运河，一路传到京城，并且迅速向全国覆盖。
当一个谣言传的人多了，就成了事实。叫魂案的背后，实际上有着反清复明的影子。清兵入关后，强制男性都要剪成满族人一样的辫子，更是引发了无数辫子而产生的惨案，“扬州十日”、“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都是因为推行剃发令的时候发生的。
虽然最开始推行剃发令是顺治时期发生的事情，但由于人们的头发长得很快，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把新长出来的头发剃掉。当叫魂的说法开始流行后，人们又开始抗拒剃发。
在民间看来，满清这是收集人们的头发，从而好施展“妖术”，断了汉人的传承。同时人们也害怕民间的一些妖人想要谋害自己，于是严密提防当时有可能掌握这种妖术的一些人，比如和尚、道士、方士、算命的、巫师、神婆等。
在朝廷看来，这是反清势力的一种阴谋，是想要鼓动人民对于剃发的抗击，从而使这种反抗精神发展到政治层面。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看到这种情形自然也是非常的生气，于是下令彻查到底。
所谓的彻查其实也就是抓几个人出来，然后杀鸡儆猴，再下禁令声明再有传谣者斩，或株连九族之类的。谣言的兴起是1768年的春天，乾隆获悉是夏天，到了秋天这事就压下去了。
表面上这种谣言是压下去了，但这种方法还是存在着，人们依然对此感到恐惧，而“叫魂”也从一开始的头发、衣物变成了多种形式，比如扎小人、下蛊等，这些谣言的产生与兴盛，其实也在隐喻着人们对于当时朝廷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