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洒洒水，我差点就信了。殷商的商，商的遗老遗少宋的国本经商抑农。黄河中下游的水患，商的政权中心一直在晋冀鲁豫之间转圈圈，低下生产力迁都，可想而知，安居乐业谁会背井离乡？商的政权结构，是部落大联盟，孟津衅鼓盟誓克商就看的出，再个殷商的人殉是很残酷的，安阳有坑为证，周的势力，从夏朝起，就在关中蛰伏，势力弱小而己。至于政治治度的优劣性，无非战时经济与和平经济的差异，对比秦国与秦朝，商从立国，杀伐不断，亡国时的纣，还在与东夷作战，西方空虚而己，至于周的历史，用牛骨龟壳上刻画的占卜文书，对比青铜铭文，结论商周的文化倒车，笑笑而已。细辩，历史中文系的毕业论文也不见得能说清，也就不扯了。拉虎皮，以偏概全的胡说八道，让人侧目
是进步。周代商汤是革命，证明了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神主宰了世间万物。而周以革命代替商汤，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强调有德才是天命转移的根本原因，成为以后三千多年改朝换代的合法依据。
肯定是进步。商是奴隶社会，看看殷墟的累累白骨。周是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就是周思想。
周灭商不能说是历史的进步或者倒退，应该是说历史的选择，在殷商末年的残酷统治下，周朝只是顺应历史潮流推动者罢了。
如果从社会进步性来讲，西周在周王室还可以号令天下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如殷商的，文化水平也没有展现出比前代高出很多的水准。从文字上就可以考量，周国这个来自于西戎的部落仍然落后于关东中原，以至于窃取朝歌后周国还需要设置雒邑来监控中原的殷商后裔诸侯国(特别是宋郑卫齐楚等)，既然奴隶制制度和生产力都迟迟没有超越，文化上也主要承接中原，那么综合来说周朝西周大部分时期是没有超越前朝的。春秋时期因为各个诸侯国竞争加强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提升。
如今谈论商周之变，有股为商纣王翻案之风，称他打破了商人无限崇拜神仙的陋习，任贤使能，并成功地镇压了东夷叛乱，应该是位贤德之王，只不过是被周人给抹黑了。在此基础上，他们完全否定了周人，称周灭商是落后文明取代了先进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可历史果真如此吗？
武王伐纣的关键一役——牧野之战，《尚书·武成》篇曾提到：“（商军）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在决定商、周命运的关键时刻，一代“贤德”之君商纣王的部队竟然出现了倒戈相向的局面，怎么会这样？
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商纣王军队主力此时远离商都，正在山东镇压东夷叛乱；因此，商纣王被迫临时组织军队来抵御周人的入侵。这些临时部队当然不如商纣王精锐那么忠心，战斗力也不强，所以才会阵前倒戈。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太可靠。
在武王伐纣前，商纣王确实曾经派兵镇压东夷叛乱。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分析，商人与东夷的这场大战，持续长达260多天，而且战事极为惨烈。《左传·昭公十一年》在评价这场战事时就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可见，即便商纣王最后取得了这场胜利，但也损失惨重。因此，商军主力镇压东夷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但商人镇压东夷之战是在哪一年？
《左传·昭公四年》中也提到过这场战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从这句话可以判断，在商纣王讨伐东夷之前，商国曾在黎国附近举行过一次大型军事活动。黎国即耆国，位于今山西省长治西南。据清华简《耆夜》记载，在周武王八年的夏秋之交，毕公率周人攻占了黎国。当时商王都所在地，就在太行山脚下；黎国落入周国之手，这意味着周人之刀已经伸到商人头顶，随时都会砍下！
为了抢夺回战略高地，商纣王被迫派军队上太行，前往攻打黎国。商周之际，国家一年四季都会组织模拟军事训练的打猎活动，分别称作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既然商国军队此行被称为“黎之蒐”，那么应该就是在周武王九年的春天。就在此时，东夷人见商王国将主力调上了太行山，也趁机发动了叛乱。最终，这引发了商与东夷之间长达260多年的惨烈大混战。这就意味着，商人镇压东夷之战，在周武王九年底前后就已基本结束。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伐纣是在他执政第十一年的甲子日，此时商人镇压东夷之战结束已有一年多时间。早就意识到周人威胁的商纣王难道还不能将主力调回商王都，来防范周人？
因此，牧野之战中商人军队并非主力的说法并不可信；商人军队的阵前倒戈，必然还有其它原因。
沙文汉先生在《中国奴隶制的探讨》一文中，对于商人军队的构成有过详细论述。他认为商人军队的构成中，很大部分为奴隶兵。
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人在修建宫殿时存在殉人的习惯。而且在宫殿周围的杀殉，还有着比较固定的格式。殉人位置存在内外之分，葬在内部的大多不携带武器，仅宫门之处的殉人有执戈（或带犬）；葬在宫外则是军队，有官有兵，分为车兵和徒兵。除车兵和军官为全身葬外，其余的普通士兵都是杀头葬。杀头葬的士兵，不但没有明器陪葬，甚至武器都是集中摆放。
这一现象充分证明，商人军队中等级分明，普通士兵即便是成为了商王警卫兵，身份依然是与猪、羊等牺牲一样，地位极其低下。而军官和车兵不但是全身葬，往往还另有殉人和明器陪葬。这种现象说明，即便是在商人军队中，普通士卒也大部分都是奴隶。
此外，从现代考古发掘的多处商代遗迹看，殉人数量也极其众多。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商代王陵东区发掘了一系列商代祭祀遗迹，属于商王武丁到禀辛时期。在这些祭祀遗址中，竟然发掘出多达1300多人的人牲。在1950年发现的河南武官村商墓中，陪葬人多达五十二名：其中，有棺、有随葬品的人殉十三具；其余陪葬人则身无外物，被当作了人牲！
从这些考古遗迹来看，商代社会的奴隶数量是极为普遍的，甚至连在人殉时都区分“殉人”和“人牲”——这种阶级性的差异文化，甚至被带入了地底下！
为能与强大的商人对抗，周人也有意识地利用了商国内部的这种阶级鸿沟。
清华简《系年》记载：“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所谓“帝籍”，就是将周人旧有的籍田制，套上祭祀上帝的名头，来吸引商人底层的投奔。籍田制，就是原始的农村公社生产模式：公社成员不但政治地位相对平等，在公田之上的劳作完成后，私田之上的收获还能全归农民个人。如此平等而且获得独立经济收入的帝籍制度，对比商国奴隶制生产模式，无疑相当于一场土地革命！
牧野之战中商人军队中的多数奴隶兵之所以会临阵倒戈，其政治基础正是周人所创立的“帝籍”制度。因此说，周人推翻商人统治，本身就是一次历史的巨大进步！
从考古发掘出的各类遗迹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证实。
综合各地考古情况，学者们发现周时人殉葬制还存在，但并不普遍，而且多集中于西周早期。从已发掘、有殉人的周代墓葬看，周人所用人殉数量极少，与动辄杀上几十、上百人陪葬的商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到目前为止，考古所发现殉人数量最多的周人墓葬只有四人，远逊于商人。至于祭祀用人牲，就更加罕见。西周时代的祭祀人牲案例，仅见于洛阳北窑村一地，属于新建房屋时的杀殉。由于此地为殷遗民集散地，这更有可能是商人遗族所为。（《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四章商周制度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再从《左传》相关历史记载来看，制度性恢复了殉葬制度的两个诸侯国，分别是秦国和宋国：秦国是自秦穆公开始，宋国是从宋文公时开始。而这两个诸侯国，都是殷商后裔的国家。而其它周人后裔之国，虽然偶尔有出现过殉人现象，但却没有制度下恢复殉人文化的记载。
从以上这些分析可看出，即便是周代奴隶并未断绝，但在文化上并没有将奴隶视为牲口、任意宰杀了。这难道还不是历史的进步？
公正地说，商纣王并非人们印象中的一无是处的庸君。以《史记》对他的描述看，商纣王文武双全，是位人才。从各类史料看，商纣王执政能力之强，也超乎人们预期。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最终变成了暴君的史实——正因为他能力太强，所以才会“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自认智力高人一等，别人都不如己，才会固执得听不进他人劝谏，慢慢地堕落成了只能听阿谀奉承的暴君！
商纣王刚愎自用而且暴虐成性，商国社会又是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商国不亡，更待何时？将商纣王本人执政过程中少数几个亮点放大成文化上的先进性，确实是有些过了。
所以，周人灭商确实应该是一次历史的重大进步！
“直到武王克商以前，周大概尚在氏族社会末期父家长家庭公社阶段”﹙斯维至《早周的历史初探》﹚。到季历和文王时，农耕有所发展，也是接受了商的农业文化所致﹙郭沫若语﹚。如此情形，只能全盘的接受商人制度，但是接受容易，学起来、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首先第一步就是尽快壮大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周灭商之后实行分封，分封了71个国，姬姓之国占了53个，武王、周公的同姓亲戚基本上都被分封了，使得大一统的形式又开始分裂了。第二是对内实行残酷镇压，武王死后，商族遗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同时周王室内部矛盾加剧，爆发了三监与武庚叛周事件。周公用三年时间平息了此次叛乱，但胜利后的周公并没有进行战后安抚，则是对商族遗民进行大规模分散迁徙，有大批商族遗民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此次迁徙人口之多，范围之广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这必然会造成人心不稳，社会动荡，阻碍社会发展。特别是连商族的手工业奴隶也要分开迁走。
商朝灭周，是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
我们先看商王朝。
商王朝原始、野蛮。人殉制度、各种酷刑。此外，商王朝还有嗜酒如命的酒文化。
商朝出土的文物中，以酒器和人殉最多。
再看周王朝。
儒家思想并非孔子的创造发明，而是源自周礼。周公制周礼。且看周公之周礼。
一、人与人相对平等。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郑国大举伐宋，华元帅军抵抗。在战前，华元赏赐羊肉给将士，但遗忘了为其驾驭的车夫，车夫便在大棘之战中，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之中，导致主帅华元被俘，宋国大败。之后宋国以兵车百乘将其赎回。
不久，宋国筑城，华元任工程总监。筑城的役夫见华元巡视工地，便作歌吟唱，以讽刺他兵败被俘。由于华元随从人少，寡不敌众，只得离去。
华元身为宋国六卿之首，著名政治家。历事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四君。长期任右师，执掌国政。且身兼筑城总指挥。却被役夫嘲笑、讥讽，足见当时之人没有丝毫奴性。
二、执政者对人民有敬畏之心。
《诗经·莆田》有云：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在耕种季节，周天子慰问农夫，给农夫送饭。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此诗中的周天子便符合儒家君道的标准，对人民有一颗敬畏之心。
三、执政者忠于人民
孔子所提倡的“忠”本意为与人坦诚相待，工作尽职尽责。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都可以互相尽忠。
在《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一则曹刿论战的故事:
曹刿问鲁庄公，你凭什么和强大的齐国作战？庄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所言，是指鲁庄公是尽职尽责，忠于人民的合格君主。
《左传·桓公六年》有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又曰：“民者，神之主。圣王先成与民而后致力于神。”
邾文公是春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在其晚年，邾国欲迁都于绎，文公为此占卜。得卦辞“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利焉。”左右称，不迁于绎，“君命可长也。”文公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迁也。莫如吉也。”遂迁都于绎。不久，邾文公去世。
孔子盛赞其“知天命。”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是为民也”的思想，便源于此。
但韩非却将儒家之忠“法家化”。把原本的“工作尽职尽责，与人坦诚相待”篡改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臣民对君主尽忠。
四、人民言论自由，有批评议论政治的权利。
《诗经》的成书得益于周王朝的采诗制度。目的是“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侧面反映了周王朝言论自由，支持人民批判和议论政治。这与《左传》中子产不毁乡校互为印证：
乡校是先秦时期，人民休息和议政之所。子产执政时，郑人常聚集乡校，谤子产之政。然明建议毁掉乡校。子产却认为，乡校是人民休息，议论政治之所，“民所善者，吾则行知；民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何以毁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吾闻而药治之。”仲尼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由此可知，无论是子产，还是孔子，都是反对专制独裁，支持言论自由，支持人民批评和议论政治的。
五、男女相对平等。
《采蘋》描述了祭祀祖先神灵的过程：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此诗中叙述了祭祀的准备，以及其过程。整个祭祀在一位美丽少女的主持下，井然有序，没有丝毫差池。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此次主持祭祀的少女名为季兰。
《氓》是一首婚姻生活之诗。作者是一位城市小姐，嫁给了一位农民。因为家庭不睦，最后作者休掉丈夫。可见，当时丈夫可以休妻，妻子也可以休夫（详见本人拙文《诗经》札记——解氓）。
这两侧诗侧面反映了周王朝男女相对平等。
《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齐国权臣崔杵迎立公子光为太子后，公子光杀戎子，陈尸于朝。传文有曰：非礼也。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这足以体现了周王朝以及儒家对妇女的尊重。
周王朝代替商王朝。是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
而秦王朝代替周王朝，则是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历史只能是进步，没有倒退的，商王朝是继夏朝之后中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每个王朝都会在前一个王朝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辉煌，商王朝也不例外，商王朝与夏王朝比较中央集权更加强大了，这从商王朝的扩张战争可以看出，而且商王朝时期的对外贸易也活跃起来。而周朝取代商朝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在太行山下的朝歌，统治范围不是很大，向南没有越过淮河，向东没有越过泰山，向北没有到达永定河，向西只到关中中部，而且和周边部落关系紧张，商王朝主要的成就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没有多大成就，这方面从甲骨文可以看出，甲骨文大部分都是卜词，既没有大事件记载，也没有法律法规。
而周王朝时期统治范围，东过泰山，南越淮河，北达燕山，西过洮河。几乎是囊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的广大范围。周王朝时期的伟大成就不仅仅是统一了华夏诸侯，更为重要的是周王朝时期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周王朝制定的礼乐典章是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根本大法，中国封建王朝无论怎样更替，都没有逾越过周礼，而且在中华建筑文化方面也制订了城池文化，一直影响到近代。
周朝灭商，不过是从一个奴隶社会转到另外一个妇隶社会，社会制度的结构没有转变，谈不上历史的进步不进步。
真正意义上称得上历史进步的，是大秦帝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
不要小看这个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人类的历史发展轨迹，先是由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再有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的社会变更，都要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沉淀和我们先人的历史经验总结换来。
我国比西方早500年进入封建社会，却比西方晚了500年进入资本主义。
西周初期是远远落后于商的！
看看湖南出土四羊方尊就知道商的控制区域有多大了，西周东周都远远不及！
看看商代三征，羌方、鬼方、莱夷淮夷，就知道军事实力很强了，恰恰西周为犬戎所灭，也恰恰是当年的周替商来打击羌方！没有西周商国内空虚进攻，估计商已经把莱淮两夷给灭了，这样又晚了200年！
看看青铜器技术水平和文饰就知道了，直到东周末期才勉强追上！
好在周公旦不傻，学习了商的分封制，用的商的文字，习了商的雅言，承了商继承制度进行修改为父子相继！封姜姓继续征伐莱夷！慢慢稳定下来！
至少也落后于商2-300年才赶上！
另有，西周也有人殉，恰恰商代人牲大多数都是来自周人征伐战俘的贡献！说周人不人殉是不对的！周的礼仪、祭器、管理机构、封国爵位都是学商的！周人比较落后，根本没有这样的先进文化！武王伐纣的檄文里面就有说商不人殉违反神的旨意，所以才号召天下诸侯共伐之
周朝取代商朝的历史进步性
1.夏商周其实是三个独立的部落，只不过出现的早晚不同，力量的大小不同。最晚的周也在夏朝出现，以农为主，活动在陕西甘肃一带。夏朝面目不清，商朝一半时间都要频繁迁都，直到定居于殷，说明它经营生产的能力十分低下。而周朝以农业立本，向商朝学会了宫室宗庙的政治制度，它是属于稳扎稳打，内核十分稳定。所以周朝推翻商朝的时候，周武王能在孟津大会诸侯，检阅军队，最后牧野一战瓦解商朝。周朝最初在陕西周原发展，和商朝相比人少地瘠，就像满清灭了人多地广的明朝，真的是后者腐败透顶，不堪一击了。
2.周朝在文化上来说它是先进的，这一点来说它还不像满清。商朝有了确切的文字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商朝的甲骨文都是用在了祭司和卜辞。商人信神信鬼，万物皆灵，而周朝是崇拜祖先，不拜鬼神。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是沿袭了周礼，而没有效仿浅陋的商朝原始宗教。这其实是生产的胜利和发展。
3.还有，商朝和周朝都是我们用青铜时代来概括，但商朝的青铜器全部用在礼器和兵器，但是没有用在农业，所以它生产就上不去。而周朝搞了井田制，被孟子大大赞赏了一番，当然也有他吹嘘的地方，不过孔子也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在生产生活和文化方面，都被古代圣贤当成了楷模。周朝一建立，就大行分封，这其实是大地主领着小地主在分地采邑分割结成君臣关系，它的君臣关系要比商朝更紧密更固定。当然比它之后的秦汉就差远了，所以，我们很多历史书把夏商周算早期国家，而秦之后又算一类。所以周代商是个巨大进步，而秦代周又是一次巨大进步。前者是在文化上，后者是在国家制度上。
三千年前的殷国，是当时中国土地最辽阔，生产力最发达，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国家。到了纣王时期达到了－个新的高峰。纣王不把战争中得到的俘虏杀死，让他们去充当奴隶，去从事生产。也不再让奴隶殉葬。奴隶中有能干者，还重用他们，甚至做官，做大官。这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纣王改革用人制度，不搞唯亲是用，而搞唯才是举。奴隶也可做大官，只要有才。你是个傭才，无能之辈，哪怕你是亲兄弟，亲叔伯，对不起，我不用你。
女人佔人口的一半，如何充分挥女人的积极性，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大问题。纣王看到了解放妇女的重要性，他开始尊重妇女，听从妇女的一些正确意见。这就提高了佔人口一半的妇女的积极性，这是对生产力的解放。这对社会的进步有极大好处。
武王灭商的直接后果是，当时中国土地最辽阔，生产力最发达，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国家消失了。“殷人鹊巢周鸠居。”一个最先进国家的消失，是可悲还是可贺呢？
取而代之的是周。周灭商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农耕小国，“直到武王克商以前，周大概尚在氏族社会末期父家长家庭公社阶段。”﹙斯维至《早周的历史初探》﹚到季历和文王时，农耕有所发展，也是接受了商的农业文化所致。﹙郭沫若语﹚
一个落后的小国统治集团，取代了一个先进大国的统治集团，去领导一个大国，他们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能领导这个先进国家吗？这个落后的小国统治集团，会给社会带来促进吗？先进的殷商让落后的周人倒拉着走这是社会的悲哀还是社会的幸亊？
《淮南子》曰：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可见纣统治时期，尽管还有方国存在，但总的方向趋於统一，趋於中央集权。郭沫若说：“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今之神州最初是帝辛统一的。但周灭殷之后实行分封，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占五十三个。武王、周公的同姓亲戚只要不是疯子傻子都被封了。这样，使统一的形势随之趋于分裂。许倬云在《西周史》中说：“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后来这个联盟的形式也没有了，进入了全面混战时期。这种情况延续八百年，中国的文明史总共有几个八百年呢？
一个趋于统一的国家，変为长达八百年的再度分裂，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武王死后，周王朝内部矛盾加剧，殷遗民忍受不了周人的残酷统治，他们举行大规模的强烈反抗。於是出现了三监与武庚叛周事件。周公又－次东征，用了三年时间平息此次叛乱。
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对绝不驯服的殷遗民实行大迁徙，有大批人被迁往千里之外。有人被迁到了今洛阳，有人被迁到了今陕西甘肃一带。微子带着大量的殷遗民迁往商上。朝歌一带殷遗民所剩无几，以至康叔封到朝歌之后要“颇收”殷遗民。
周人迁殷遗民人数之多，迁往外地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在社会上造成的动荡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连年的战争，连年迁徙，人心不稳，社会动荡，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周人连殷之手工业奴隶，也几家分分迁走了。这对手工业的发，无疑也将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
进行权力重新分配，分封诸侯，引起社会动荡。迁殷民要引起动荡。从殷亡到周公三年东征，到分封及迁殷遗民，这中间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安定不下来，再加上周人没有领导能力，这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说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十年的倒退过分吗？
周人太落后，殷国的许多先进文化它接受不了，不知被遗弃了多少。特别是一些非物质文化，它是无形的。创建不容易，丢掉也看不出。
例如：今天，安阳殷国墓地岀土了大量甲骨文，虽然记载的都是卜辞，但统而观之，它是殷国的国亊档案。
甲骨文是中国成熟最早的文字。因为殷时中国基本统一，所以它的使用范围很广，影响太大，甚至可以说它是殷朝的通用文字，并且成为后来各国创造文字的基础。可以这样说：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基础，它对传播中国古老文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也为我们今天破解甲骨文提供了便利。
周人没有自已的文字，也不沿用殷人的文字。它虽有占卜，但没有记录。所以至今没有发现周人的国家档案。有人会说，在周原不是发现了甲骨吗？是的，有一点，并且多为文王时期的。实际上，这也是受殷人的影响而致。
周在八百年的时间里，没有自己的档案。这就证明周王室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王室，没有文化的王室是愚蠢的王室。愚蠢的王室是出不了名王的。这就是八百年里周王室没有一位有文化、有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德高望众的名王的原因。
周人丢弃殷甲骨文，不仅是一种先进文字的被遗弃，同时被遗弃的还有档案制度。
相应被遗弃的还有档案管理制度。
相应被遗弃的还有档案保存制度。
从这个角度讲，周是发展了殷的先进文化还是毁灭了殷的先进文化呢？这算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仅从甲骨文一项，我们就发现周人丟弃了殷那么多先进的东西，其他方方面面丢弃了多少，我们难以知道，但可以推测。
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朝八百年，中国有发展，有进步，但这不是周武王的功劳，不是周代替殷帶来的，是那个时期劳动人民创造的。
郭沫若说：“殷辛之功迈周武”。这真是至理名言。我们说帝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那是有文字记载的。不是胡说，也不是猜测。周武王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难道这不是事实吗？难道帝辛之功还不迈过周武吗？我们有什么理由吹虛文武而打击帝辛呢？
牧野政変之后，周人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长时间的严重社会混乱和社会倒退。应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