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关于学习之用的“明理经事”,在当代同样适用吗?

曾国藩可谓儒士,好圣贤书,一生穷经皓首,埋头苦读,但又非为迂腐不化的死读书者。读书为甚?为明理。明理为修身,修身即是为人处事。曾国藩在位即权臣后,玩了个漂亮的转身,不但释君主之疑,保得性命,亦获得不衰赞名,何也?明理。知可为,知不可为,轻重拿捏,审时度势,为个人,已无甚可争。为报效家国,已顺应时局。

与儿书:“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伴君如伴虎,肩上千担重。莫若儿孙做凡人,明得事理成君子,即可。

时代变更,做人道理,千秋万代,道术大同。是为结论:不过时。


学习上刻若致学,治家,持家仍很适用,.。

学贵以恒,品贵以谦,持家以勤,从政以廉。皆很实用


明理经事,只适用于做实事的人,不论什么时代。

对于不做实事的人来说,学习的用处可能是为了赚钱,为了升职有个文凭,为了找工作有个好收入,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为了让自己能言善辩。


个人感觉是可以借鉴的,曾国藩作为清代来的“中兴第一名臣”开办了近代化的开始,也作为一个儒学家写出了《曾国藩家书》影响重大,堪称中国古代家书范本。曾国藩有“勤”的个人原则,每天必须早起(受到祖父曾玉屏影响)每天必写日记、读书、反省每天过错,以身作则。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人能挺住当时社会压力,开办了近代工业,江南制造局等意义重大。


要选择性的吧,有的肯定不合实际。


适用!

曾氏认为,凡处事,皆要以明字为第一要义,高明与精明互相结合。当遇到一件事情时,应当用精明的眼光去度量事情的轻重缓急,剖析其中的要害之处,再用高明的处事方法去应对,越是复杂的环境,越是要沉下心思,在高明与精明上一并下工夫。面对复杂现象,先抉出其中的要害之处,再加以剖析,然后找出由此及彼的津梁。曾氏翰林出身,有长达十年的词臣经历,通常说来,应长于笔墨而短于办事,但后来他不仅能遍兼五部侍郎,而且办成天下至难至艰的实事,这得力于他莅事时清晰而精审的思维。


“明理经事”这个词出自清代著名文化大家曾国藩告诫子孙的一句话“余不愿(尔)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之中,我没有深入考证这句话是否出自《曾国藩家书》,但这句话还是很具有哲理性,在当代社会同样有正面教育意义。

曾国藩的一生是“明理经事”的一生

曾国藩是清朝文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思想家,一生成就辉煌,在当时被称为“曾圣人”。他27岁才中进士步入仕途,但37岁即官至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加封一等毅勇侯,有清一代没有第二人。他为人忠厚秉直,淡泊明志,沉稳干练,无论是作文做官、带兵打仗都能有始有终,一丝不苟,虽然一生大起大落,但最终波澜不惊,终成大业。

他治家如同治国,要求子孙安守本分,勤奋读书,时刻准备为国家效力。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引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重点放在德行的修养上,不必过多考虑功名之事。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明理”和“经事”是人生历练的两个关键环节,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明理”是从人的品格素养方面的塑造来说的,要求一个人必须深明大义,在涉及民族和国家的大义上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时刻准备做报效国家的栋梁之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就要求青年人必须勤奋读书,积累知识,掌握进入仕途的钥匙。在日常生活中则要明白事理,不作糊涂小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

“经事”是要求青年人要敢于实践,勇于尝试,不怕失败。只有经过了实践的历练,甚至是无数次失败的教训,才能积累起处事的经验,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才能沉稳应对,波澜不惊。这是曾国藩的经验,也是他一生遵循的信条。

在当今社会,青年一代经受的磨难少,遇事不敢实践、不愿吃苦,惧怕失败和挫折,这是不利于成长的,一定要在“明理”的基础上多“经事”,这样才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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