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为了避祸！司马氏族上位不正，整天疑神疑鬼的怕人议论，大兴文字狱。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没人敢作学问，只好整天装疯卖傻，尽搞些无实际内容的玄学清谈，饰以华丽的词藻，就这么混日子。
阳关大道走不通，只能旁门左道了。
物质贫穷，寻求精神寄托
魏晋时期出现玄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原有价值体系被彻底摧毁了，士人的精神陷入一片虚无和痛苦之中。
汉献帝时期董卓专权，曹操专权，司马懿家族专权，贾南风乱政，王马共天下，桓温，桓玄专权，刘裕专权等等。皇权旁落，权臣专权。
士子大多接受儒家思想，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忠君，现在君已经无实权，无法做到忠君。
他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崩溃，但为了找到另一个精神支柱，他们开始信任玄学。
这群痛苦的士子不得已选择逃避。他们成群结队地逃往山林，用放浪形骸的外表行为表达对当时权臣当道的无声反抗。
魏晋的玄学并不是飘逸，而是痛苦之中产生的。这些才华横溢的士子违背自己的内心意愿，喝酒，服用五石散，晒太阳，抓虱子，打铁，他们想在沉沦中忘掉痛苦。但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他们的内心需求，反而痛苦加倍。他们很清楚自身的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儒家走不通了，他们必须突围，一突围就出现了魏晋玄学。
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以下是我的见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近40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无比动乱的历史时期。
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玄学”之风。“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魏晋清谈玄学的内容，主要的是老、庄和易，所谓“三玄”。魏晋清谈玄学的风气，是由魏齐王芳正始年间盛起来。其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
魏晋时期，局势混乱，门阀大族把持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官员选拔制度，社会阶级僵化。玄学迎合了门阀大族巩固权力的需求，玄学的主要经典是《周易》《老子》和《庄子》。玄学的根本思想是“贵无”，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
这样的思想被魏晋时期的名士强行解释，既然圣人也任自然，那么君主也应当无为，所以门阀士族要求君主要垂拱而治。明，陈洪绶，《竹林七贤图》玄学既能为大族的特权及对寒门的剥削寻找理论根据，又能为大族的奢侈腐朽生活进行辩护，并给在斗争中的空虚不安的大族精神寄托，所以清谈玄学能在大族中形成风气。
况且，在政局改弦易辙的魏晋时代，指点江山，讨论政治话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昔日好友可能明天就因为依附了参与谋反的党派而阴阳两隔。于是聚在一起谈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才是明哲保身的方法。名士们谈玄，一般分主宾两方，采用“主”“客”交问的方式，一方为主，一方为客，各执一理，有点像现在的辩论赛。
清谈不仅讲究言辞和技巧，还很在意内容，提倡用很少的话表达丰富的意思，往往说得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兰亭集会可以看成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兰亭集序》里写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里叙述了清谈的参与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表示名士之间不讲究官位、门第的高低，而是彻底的平等主义。后一句“仰观宇宙，俯察品类”，则说明了清谈的内容。
名士在一起聚会，就像同学之间的友情，不管你现在是局长、部长，还是大老板，在同学心目中你永远是当年那个睡上铺的兄弟姐妹。这当然只是单方面的溢美之词，在门阀制度极其严谨的魏晋时期，真正的“凡人”是不可能加入这种聚会的。傅抱石，《竹林七贤图》，1945魏晋士人聚在一起，穿着轻薄透的衣裳，坐拥清秀的美景，嗑着五石散，燃着香，喝着酒，不分白天黑夜，漫无目的，越说越亢奋，尽兴地聊着高深莫测的妙理。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一样那么盛行清谈，流行玄学。特殊的社会造成特殊的风气，当门阀地主逐渐走下舞台，玄学也必然衰弱下去了。玄学最初的基点是老庄思想，后期则逐渐融入盛行的佛教思想。如今我们将“不计较、不在意”的豁达态度戏称为“佛系精神”，倒与魏晋时期清谈的风气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处。
魏晋时期的玄学是一个对两汉以来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自我思考，是汉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的逃避，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抚慰自己。
魏晋的名士大都是清高孤傲的，他们峨冠博带，着高伎，修心养性，或与人罕言语，或癫狂酗酒，或时哭时笑，放浪形骸，久而久之，变形成所谓道儒向结合的玄学，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的。
魏晋时期出现玄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原有价值体系被彻底摧毁了，士人的精神陷入一片虚无和痛苦之中。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就是当时的价值体系。
1、魏晋名士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2、此后汉朝士人，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那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汉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王嘉上书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卒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他说自己罪当死：“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而对于地方治理，则竭忠尽智，立足于“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63363463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士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3、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大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少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魏晋玄学是在正始年间形成而盛行于魏晋时代的一种社会理性思潮。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带有思想解放性质的社会思潮呢？其背景原因比较复杂，不过大致说来有这么几个：其一，它是随着门阀士族这一新的社会势力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门阀士族作为新兴的社会特权阶层，它当然不愿意轻易接受现成的旧的思想体系，它要建立反映自己意愿和权利的新的理论依据与话语方式，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玄学。所以魏晋玄学说到底主要是以门阀士族阶层为社会基础的。它是以门阀士族为主体的一种哲学，一种思维。
其二，当时动荡变乱黑暗虚伪的社会政治现实，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情绪和怀疑意识，一种时事难为、人事不测的孤寂感和绝望感。人究竟该怎样活才既安全又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这一些早在建安诗文中就被朦胧意识到了的严峻的时代性问题，此时变得愈加清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答，于是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
其三，两汉时代所“独尊”的官方化儒学此时已趋衰微。两汉儒学的衰微有其必然性，一是作为迷信荒诞的谶纬神学和枯燥繁琐的章句经术，它已失去了学术生命力，渐为士人所厌弃；二是它所讲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那一套，无法在当下险恶变乱丑恶虚伪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客观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时人的怀疑和疏淡；三是它作为一种服务于大一统专制集权的理论工具，一时难以适应封建的大地主庄园经济和各自为政的门阀士族阶层这一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因而自然要暂时“退场”，以让位于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的理性话语——玄学。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玄学最为昌盛的时代，这一世代的名士都以谈玄论道为荣，崇尚清谈与逍遥。玄学在这一时期不仅成为了社会上的显学，更是成为了国家的一种主流思想，甚至成为选贤任人的标准。而为何会盛行玄学，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魏晋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玄学领域的集大成者，很多玄学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对于传统的玄学经典进行了再度解释，使得玄学可以进入到更多的阶层。比如王弼等人就为《道德经》的注释和推广做出了贡献。而且，天师道信仰已经深入了统治阶层。凡是名字中带有“之”字的基本上都是天师道的追随者，比如王羲之、王献之、沈庆之、祖冲之等等都是道家信仰的追随者。有了精英人物的引导，自然也就会在社会上开始盛行。国家内部的发展也就伴随着玄学的进步而不断延伸。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阶级非常固定的时代。在东汉末期，世家大族的发展就已经开始从基层向高层渗透。司马氏夺得天下实际上背后就是世族向寒门发起的战役。这样一来社会的高层就天生被世家大族所垄断。随着统一战役结束，世家大族中人即使蠢笨呆傻也能在社会上享有光明的前途。这样的现状自然会令底层不满，当世的功名之路不顺遂自然就只有将目光放到谈玄论道上，基本上就是将对于社会的失望通过玄学派遣出去。所以玄学会取代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因为满腹经纶的儒家子弟比不过世家出身的纨绔子弟，儒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最后，魏晋时期是中国帝制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时期，各种外族的思想进入到中原，原有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基本为佛学所统治，玄学在北方也很有市场，只有儒家思维在慢慢衰退，直到了宋代理学昌盛后，儒家才有了发展。很多民族在其初期阶段都是伴随着神灵崇拜和各种原始信仰，进入中原后和玄学思想不谋而合，玄学自然也就很容易的成为了少数民族的主流思想，广泛普及。
魏晋时期出现玄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原有价值体系被彻底摧毁了，士人的精神陷入一片虚无和痛苦之中。
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就是当时的价值体系。
刘氏王天下，忠于刘氏，忠于皇帝就是两汉的价值观。
但到汉献帝时期就出现问题，董卓专权，曹操专权，司马懿家族专权，贾南风乱政，王马共天下，桓温，桓玄专权，刘裕专权等等。
可以这样说魏晋最大的特点就是皇权旁落，权臣专权。
士子大多接受儒家思想，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忠君，现在君已经无实权，怎么忠？
这样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垮掉了，士子的精神世界垮掉之后必须要寻找一条出路，因为人都需要活下去。
玄学正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见儒家走不通了，因为不再是君君臣臣，而是君不君，臣不臣了，所以他们重新去找支柱，这一次他们找到道家。
何晏、夏侯玄以及王弼等人一起找到了老庄，然后开启了魏晋玄学之路。
王弼虽然只活了二十多岁，但是他对《周易》和《老子》的注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何晏是大将军何进之孙，是曹操的养子，不过他受到魏明帝的排挤。
何晏和夏侯玄最后都死于司马氏专权。
再接下去的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刘伶等人醉心于喝酒，游玩，而且行为也很怪异。
应该说嵇康与阮籍是魏晋玄学继何晏之后的又一力推者，他们生活在曹魏时期，但却是司马氏专权时期，嵇康的老婆是曹操家族的人，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秘书。
二位的身份清楚了，你就知道他们的立场，也可以想象出他们的痛苦。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追求官位，以醉酒来掩盖自己的痛苦，因为人需要活下去。
再往后陶渊明也是如此，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当官，他忠于晋朝，但晋朝大权已经落到刘裕手中，你说怎么办？
继续为官，那就是为权臣效力，这种痛苦孔子也经历过，鲁国国君当时也是大权旁落。
这群痛苦的士子只得选择逃避，成群结队地逃往山林，想往山林，甚至用放浪对当时权臣当道的无声反抗。
他们接受儒家的教育长大，最终无一不选择玄学来解决自己的思想困惑。
魏晋的玄学并不是飘逸，而是痛苦之中产生的。
喝酒，服用五石散，晒太阳，抓虱，打铁，做这些事情的都是才华横溢之人在做，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与儒家相违背吗？
他们当然很清楚，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儒家走不通了，他们必须突围，一突围就出现了魏晋玄学。
隋唐之后，儒家又重新占了主流，特别是当儒家的经典成了科举的必考书目之后，士子又一次找到奋斗的方向：忠君，考试，为官。
魏晋玄学自然就没了市场。
题外话：孔子时期的士子为一层次，汉代士子为一层次，魏晋士子为一层次，隋唐之后的士子为一层次，隋唐之后的士子逐利成了主要目标，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看，孔子时代到隋唐时代以及之后，士子的精神世界不是越发旺盛，而是日渐功利。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主流，道、纵横有一角。秦国一统，是法起家。汉代法内儒外，道家外衣。到了魏晋，墨没了，儒、法不灵，道家有进步。魏晋盛行玄学，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尝试以道家文化促进国家社会发展进步。
我是天晴爱睡觉，我来回答：
归根到底就是战乱不停，社会道德下滑，人们活着已经没追求没准绳了。
读书人不受重用，高谈阔论释放自己，不能学以致用，只能过过嘴瘾！
不知死在何日，天天玄学修仙以求长生。
魏晋时期兴起了玄学热潮，主要原因歪史认为这个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有关系。次要原因在于当时社会混乱，很多人朝不保夕，为了躲避眼前的困扰，于是纷纷求精神上的寄托。
为了逃避现实，避免祸从口出，因言获罪，谈论虚无缥缈的玄学是个不错的选择，当时流行的察举制度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选拔官员要看一个人的社会风评，看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名气。
但是不能谈论当下，总要有个由头来提高自己的名声吧?恰好有不错突然的黄老之术脱胎换骨，摇身一变为玄学成为高门大第的谈论对象，这一些口吐莲花的文人雅士为了追求名声、顺便给自己寂寞的内心找一个寄托。
玄学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只要想象力不错，拉开话匣子，使劲往外说就对了，大多数时候万无一失，不要担心说了掌权者不开心的话而被满门抄斩。
只要你场面上不和掌权者对着干，背地里也不给掌权者挖坑使坏，而且别人挖坑使坏的时候不把你拉上，你从天上谈到地下，掠过人间，那绝对的万无一失。
一旦有了坑货，自己挖坑挑的时候，为了自抬身价，将你拉上那你们可能身名俱裂。如三国时期的夏侯玄，被视为玄学的标杆性人物，但是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专权，而朝中不满的大臣为了夺权，背地里策划诛杀司马师，结果他们的阴谋提前败露。
手握大权的司马师好不含糊的将参与之人全部处死夷灭三族。幕后苦主夏侯玄，本人并没有过多的策划这个阴谋，但是外戚张缉和大臣李丰暗地里谋划诛杀司马师后，让名重天下的夏侯玄担任宰辅。
果不其然，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心谈玄，不过我朝政的夏侯玄成了谋杀宰辅的罪魁祸首。
司马氏专权以后，对曹氏、夏侯氏都非常忌惮，平时没事都小心翼翼，没有一天不想着诛灭他们，但是苦于没有借口，这下可好，不请自来。阴谋泄露之后，司马师对名满天下的夏侯玄也不知道怎么办，既怕养虎遗患，又怕投鼠忌器，一时间六神无主。
本来，司马师想留下他，但是忌惮他的才名，最后诛杀以除后患。
《魏氏春秋》：玄之执也，卫将军司马文王流涕请之，大将军曰：“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由是恶之。和早先被司马懿诛杀的何晏，这两个让玄学登堂入殿的人物都被司马氏诛杀。不能不算是一个损失，他们比起曹氏来说，这一个河间大族太过于心胸狭窄。
虽然身死，但是通过他们显赫的身家，让玄学跻身大雅之堂，功不可没。在他们之后，玄学一发不可收拾。延续千年，直到理学取代他们。
本文歪史原创，谢绝抄袭。
很高兴为你解答。
源流与发展
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
统治思想——儒家的衰弱
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
东汉末思想众多各种思想盛行
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为后来魏晋玄学准备了思想条件。两汉时期，经学尤其是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汉武帝时被列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而步入东汉，虽今古文逐渐弥合趋同，但由于光武帝刘秀本身便以谶纬立国，遂使经学日益谶纬化，以白虎观会议为经学国教化，神学化之标志。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使学术依附政治，而流于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虽偏重实证训诂，但经过贾逵等人的政治调和，日渐谶纬，流于支离。在士人集团中，经历了党锢之祸，使本已开始陷入虚矫的东汉气节更为凋敝噤声。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
残酷的政治斗争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就使得许多名人名士远离政治。而且更导致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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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和转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受外显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魏晋玄学的盛行，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佛教的传入也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影响，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都主张消极避世，二者在相互激荡中必然产生共鸣。
读经注经和思辨玄想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表明了人类认识方式从感性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演进过程。魏晋玄学取代汉代经学，也把人从神本思想中解放出来，走向人本思想。
魏晋时期玄学产生以及盛行的根源
一、政治变动上的原因
汉代末年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宫廷之变，致使汉帝国统治倾危，出现诸侯割据和相互纷争的局面，大一统的局面遭到破坏，士人阶层普遍感到建功立业的机会渺茫，于是儒家学说也不再能够满足当时士人的心理需求，士人们纷纷转向崇尚清谈的老庄之学。这样，中央集权的瓦解为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具有个人思维的玄学就在如此背景下获得了成长空间。
二、外来思想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个积极利用外来文化的民族。汉代强盛时期在政治、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更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外来思想文化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要数佛教思想了，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年代很难考证，但根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就有佛典、佛僧，表明了那时佛教思想已传入我国。
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佛教的传播加上先秦固有的黄老思想，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道教思想，这与佛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尽管某些方面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佛教传到中国时，正好与传统的老庄文化相契合，也就使玄学在吸收佛老思想的基础上得以产生。
三、人类认识方式的转变
一个人如何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终极真理问题，通过学习典籍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即通过领会圣人言辞之中的意思，来达到对终极真理的把握。董仲舒认为经书是圣人发明天意所制的名号，通过学习经书，就可以了解天意。
书籍记载了前人的经验智慧，学习书本知识对增加一个人的见解和智慧必然是有益的。汉代整理古代典籍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那个时代认为的认识宇宙人生的根本方式。那个时代有重视实践和强烈追求知识化的倾向，人们的思维形式多为经验和现实思维。
而玄学的方法则是一种抽象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讲求直接体悟，“得意忘言”。与经学重典故、重经典文本形成鲜明的对照，玄学注重思辨的方法，从具体、繁琐的现象中超脱出来，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反映世界本质的本体。可见，玄学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思辨，同时也表明了一定时期思维方式的转变。
四、神本到人本思想转变的要求
我们知道，儒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也包含着某种神本倾向。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治国策略之后，以解经注释为主要内容的经学也极力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辩护，例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把“天”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而人只有领会了上天的意思，才能不受天谴、与“天”和谐共处。
处在当时主流思想之外的社会思潮中，有一些较少政治和神学色彩的思想意识，倾向于人的自然本性和个体价值。而当时具有如此思想的一些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于是就借助于玄妙的思辨，表达了某种自然本体论的思想，其中也突出了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玄学崇尚自然而轻名教，用自然解释世界本体，就否认了超自然的“神”干预世间事物的能力。
正是由于神本思想转变为人本思想的需要，才发展出一套以玄思妙想为主要内容的玄学。其实，玄学提倡玄思妙想也正是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的表现，它大大扩展了人们思考和思维的空间，玄学的实质并不是“空玄”，而是有着实际思想内容的哲理学问。
五、创作方式的转变
魏晋时期评价个人的标准从道德转向才学，文人多强调个性的张扬，人格的独立。政权的更迭使他们没有了皇家和正统的标准，圣人也不再被推崇备至，从而晋代的文风浅显，纵横恣肆。由文风的变化也影响到治学的变化，魏晋玄学当然也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不再追求引经据典式的追求真理之道，而是发挥奇异瑰妙的玄想玄思，追求空无的自然无为之境。
六、时代人格类型的不同
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也不过多地过问政治，即使是大一统局面面临衰微，再次出现诸侯纷争，这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不会出现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了，他们大多都表现得与世无争，只有贤人来请的时候，才肯出来建功业、立功名。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现出这样的姿态，表现出一种超越的样子，其实是历史造就了他们如此的模样。整个时代的文人性格使得即使是哲学方面的思考也显得很超越的样子，玄学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慢慢生成了。
不管是何种思想只有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诸如外来文化、文风、人本、人格等等都离不开当时的整体政治气候的影响。的确，一定时代的政治变动对该时代思想转变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或转变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是各种历史事件和事实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除了明显的原因外，还要考察影响事物变化的各种因子，从而尽可能地把握历史事变的全貌。
通过考察魏晋玄学兴盛的原因，我们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一种，认识事物也应从各种复杂的联系中去把握。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
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晋玄学可分前後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於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
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後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玄学又称新道家，亦称形而上学。此处的“玄”字，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玄学家们用他们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魏晋时期清谈玄学的风气是有历史缘由的，并且与两汉时期的学术发展有重大关联。
玄学的来源还得从儒家经典《易经》谈起，并和两汉三国时期的社会风气的发展有关。
魏晋玄学，主要被认为道家之学，其实玄学是儒道两家之学的融合，也可以说是儒学中较为注重原理的一派。
魏晋玄学的兴起，是儒家自己的转变，而非从儒家转变至道家。
这种转变的结果便是和道家越来越接近，采用道家之学的也越来越多。
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汉武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集百家之长成为主流学术思想。
然而黄老的遗风促使儒家向道家转变，到魏晋时期则形成了清谈玄学的社会风气。
玄学与《易经》
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易经》有重大根源，易学家也分言理和言数两派。
《易经》的起源本和数术之法相近，而汉时的易学家主要以研究原理为主。
这种自言数到言理的转变和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并且和王莽改制的失败有重大关联。
自新莽朝改革失败以后，欲求改变社会组织的理想就逐渐丧失，由此人们便把解决人生问题的办法转求于个人。
由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前车之鉴，人们对于社会体制的改变就丧失了希望，渐而寄望于高深玄远的哲学来拯救个人。
玄学之中饱含了个人追求，而将社会的共同追求束之高阁，也是因为王莽的失败以及汉末的天下大乱让人们对社会的共同理想失去了信心。
魏晋时期出现了诸多如陶渊明般的隐士，这种社会风气是为佛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儒学向玄学的转变本就是儒学势微的征兆，儒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于是人们也不再希冀以儒学来改变社会。
佛学和道学逐渐兴起，儒学的复兴还要等到宋代程朱理学的创生。
玄学的政治和社会根基
魏晋时期在吴国和蜀国的灭亡下天下复归一统，但是祸乱之源并未消除。
自东汉以来，政治纲纪废弛，魏武帝曹操和诸葛亮都以严明之法欲求改变，但仅仅依靠一两个政治家却也无法挽回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
至魏晋时期，政治和社会纲纪再次颓败。
清谈玄学之风从曹魏政权正始年间初始，到西晋初年已经兴盛，发展到南朝时已经是举世共谈的显学。
其实谈玄学并非坏事，因为在思想上要比汉代的儒学更加高明。
但是学术和事实总是有偏差，玄学的学术思想在现实问题方面又有极为重大的偏差和忽视，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国家官吏一旦染上清谈玄学之风，就有可能抛弃政治的职责。
汉初的黄老之术讲究的是清静不扰，使人民各安其生的思想。
然而魏晋时期则变为委心任运，狡黠地讲究趋避之术，养成了不负责任的风气。
懦弱的人选择逃避现实以消除痛苦，颓废的人索性蔑视精神而专求物质上的享乐。
现实的人们由此沉溺于物质，奢侈之风盛行。
玄学与门阀士族
魏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阶级逐渐兴起。
门阀士族如同先秦封建社会的贵族一样，掌握着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甚至于学术和教育，由此社会风气也在门阀士族的掌控之下。
类似于贵族的门阀士族没有物质上的担忧，便风行清谈玄学的爱好。
社会在门阀士族的统治下逐渐紊乱，遂成就了东晋以后的乱世。
晋元帝衣冠南渡以后，政治依然由门阀士族所把持，宋武帝刘裕一类政治上的强横人物一直到南朝时才出现。
然而此时清谈玄学的风气已经蔓延至整个天下，其危机也将要到来，因为佛学将兴起。
五胡乱华虽然是极其惨烈的祸乱，但势微的民族主义也由此得以回春，可惜并没能将其发扬光大。
门阀士族依然把持着政治、教育和思想学术，宋、齐、梁、陈在门阀士族的影响下致使政治和学术上毫无生气。
在专制社会，政治上纲纪政治，还需要忠君之义，最大的威胁便是门阀士族阶级。
显然社会在门阀士族控制下的清谈玄之风学并不能使政治纲纪复苏，所以门阀士族在魏晋以后走向没落，清谈玄学之风也开始衰落。
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和政治上的新生。
以正道治人的学问即儒学，至建安丶正始间已经沒有脸面；晋初开始以孝治天下，八王之乱把孝也给端了。治国无学，治人有术，稽康丶吕安之流不也保不住脑袋？渐渐地，人们发现，现实生活不能随便扯，云天雾罩扯闲蛋吧。玄，众妙之门，玄学的名从《老子》来的。可是真地扯起来，宇宙之无限，人生之短暂，秋叶何以黄，春草何由绿；人靠精丶气丶神什么活着，二石散能不能真地延寿……都扯到《庄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