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信”是我国传统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是重要的道德原则。
从字源来说,“信”在金文中字形为左边一人形,右边一口,表示开口许诺,人能遵守自己说过的话,这就是“信”的本义:诚实,不欺骗。
《说文解字》里:信,诚也。同样说的是“信”就是诚实不欺,人言会意为信。古代作品中,用到这一本义的有很多:言必信,行必果;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而后来,“信”引申出诸多含义:
不怀疑(相信,信心);
崇奉(信仰);
消息/函件;
放任(信马由缰)……
这些含义和用法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之所以“信”在古代多指诚实可靠,大约基于其本义如此,又是五常之一,用法更为广泛,而“信仰”一词则更多地用在对宗教或思想的崇奉敬仰之上。
因为祀……现代人谈信仰,有价值观、道德观之类的显著区别。但在古时,祀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比如《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有祀而无信,是因为它属于必选项,却不必然就意味信仰。(比如武乙、宋王偃射天)
至于说汉时极不要脸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发扬延续了此前夏商周时,将原始的鬼神崇拜逐渐改为天命思想的一贯作风。比如《尚书·召诰》:“有夏服天命”,到西周时《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命唯德)。
可惜从秦汉以后,虽然民众眼中的天子成了沟通天地的唯一代表。在人间,大家只需信天子,剩下的全交给他,比如祭祀谁、祭祀什么,与之带来的还有认可程度,比如《汉书·郊祀志》:“莽遂崇鬼神淫祀”,这表现真的很信托关系,所以信仰?还是信用更合适。而对于天……代天巡狩是天子惟一要表现的事情,因此如罪己诏、祥瑞都有记述,不少时期也都有炮制祥瑞的佞臣,这也无法表现信仰。
这种信仰上的转移,在此后便有了儒释道之别。但真正意义上的只能是天子,到清代都未改变,比如唐时佛家的德山宣鉴法师,在雍正时便曾被二次除名开籍,用以敲打当时的佛教禅宗。这一点,便源于中国较早的完成了大一统的集权。所以较之信仰这种如斯缥缈的事情,帝王们有更合理的选择。
可见作为“天命所归”的圣上们,随着历朝官僚制度的发展完备,自身的信仰在逐渐消退,包括像刘邦所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曹操所言“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都可证问题所在。对这些中上层统治阶级来说,对外信仰属于无分天神我子,都可以拿来玩一玩的事情,能愚民便够了。对内,便只需家祀不断便好(所以到了后世,可见有臣子祭拜先皇的破事)。
因此古人不需要说信仰,只需言信义。因为信仰,是无分阶级的明眼人决定交给皇帝办的事,浅显些说,就是“有德大家好,无德你背锅”。余下的,便去看美国吧,虽然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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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信用、信义”错误的归纳到了儒学的头上,于是便更新一下。
《国语·晋语》定身以行事谓之信。(这八国记书,与儒家何干?)
《诗·卫风·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头一次知道诗经是儒家的)
《韩非子》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法家也在帮儒家鼓吹)
就服主流盲从看点。说儒家信义的你,有没有想到“儒皮法骨”呢?呵。
.‘‘信,从造字结构上讲是会意字,从人,从言,诚实可靠的意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解释,信者,诚也。信也是儒家学说中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观核心价值观之一。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上下尊卑等收秩序。在做人标准上,孔子提出仁,义,礼”。指做人要讲究爱心,要爱人,有义气,懂尊敬,讲礼节。孟子后来加上智,做人要聪明,不糊涂,懂原则。到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又加上信字。做人要有诚信,诚不我欺也。以后两千多年,仁,义,礼,智,信。五常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伦理价值观的核心,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原则,和作人标准。:信仰一字似乎是舶来品,是指人们的精神追求。比如说一个人是信仰佛教,道教或者基都教。所以中国古代信指的是做人准则属道德范筹。信仰指精袖支柱,人生奋斗目标,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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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这个问题涉及文字本身。信用,纯汉字理解。信,汉字词组,人言即信。古人古朴,孔子在论语解释古人直,说什么就是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鬼谷子记载古人对口的认识,口是用来吃饭的,不是用来说话的,意思是人言不是言语而是言者的信息。所以强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无信,则是鬼话不是人话了。所以言语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一般的稀里哈啦的言语,是言者发出的真实信息,是承诺,是契约,是合同,是保证书。是生产生活社会实践切实为用的东西。关于信仰一词,它就不是纯粹的中文汉字了,因为它与英文联系,是对西方宗教信仰的翻译。关于类似西方宗教信仰意思的所谓信仰概念,在中国文化早已经科学分化很细,比如“崇”,“拜”,“尚”,“敬”,“仰”,崇尚道,道法自然。图腾崇拜,江山社稷,宗庙,祭祀,崇拜祖先,敬鬼神而远之。高大的,仰望,深沉的,跪拜。祖宗在地下,跪拜。国家守常,实行常法常治,这是自黄帝就开始的国家政治之道,一直被严格遵守,是基本政治信仰,相应的社会主流文化无宗教信仰,所以知识分子的默契。民间可以,但必须接受国家管理。梁武帝搞佛教信仰国家化,并搞儒释道一家,结果不得好死。
如果仅仅讲文字概念和逻辑的话,上帝,高高在上,信而仰之,想高攀,说得通。祖先,九泉之下,信而跪拜之,想亲近,说得通,但如果说信仰,就不太说得通了。现在,汉字被随意使用,迁就外来语言的表现。谈及信,都是使用信仰一词,有意无意玩高大上显得洋气。问题很严重,竟然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不过也无意说中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文化早已成熟,知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理,不想再去高攀那些高高在上的假设了。
古代信字,多表示信用,诚信,指一个人说话要算数,要对自己所过的话负责,绝不能信口开河。而义字,才是真正的信仰所指,所谓的舍身取义、大义灭亲、义无反顾等等,为了一个义字,敢做常人不敢做的事。只是到了近代,信仰一词才出现,其中信字,还是相信的意思,仰即仰望,引申为某种思想,其综合意思就是相信某种某种思想。
中国人信仰啥?
信玉皇大帝吗?孙可以骂“玉帝老儿”。
信天吗?“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无情所以至今不老。
信仙吗?“只羡鸳鸯不羡仙”。
信鬼神吗?“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只相信自己,所以才有人定胜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
信仰是舶来品,中国人本来没有,所以,古代的信多表示信用而没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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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诚信,《白虎通.情性》信,诚也,专一不移也。一般我们单独看到“信”字,也不一定理解成“信仰”,除非佛教等信仰宗教的教徒第一时间想到,我们一般人都想到“家信”“书信”“情信”“相信”“诚信”,信和仰合起来才去理解为“信仰”,祟拜之意,但我们实际做了很多信仰的事,秦朝不是有“焚书抗儒”,汉武帝信仰儒教,还有老子信仰道教,墨子的墨教等,现在我们大多数学习儒教理论,因为很多圣人都信仰儒学,才使我普遍学习儒学。而古代大多数古圣贤都将“信”解释为“信用”,才会使古人习惯性理解为信用。中国宗教主要以佛教为主,古代提起佛教,都想到和尚和尼姑,大多数认为信仰佛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给人不想追求名利的感觉,做和尚和尼姑的很多都看破红尘,走进清静的佛门,极小数才这样做,所以“信”基本上理解为“信用”而很少理解成“信仰”。
信:字形拆分解释:亻:人言:言语,会意。在中国造字中很明显表示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
中国自古以来自称华夏,何为华夏?华夏起源于华胥,伏羲的母亲即为华胥氏。
在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诸侯,称为诸夏。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称四方为夷蛮戎狄。春秋(前770~前476)时,夷夏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宗族氏族,非民族)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很明显华夏自古以来文化礼仪为第一要位。儒家概况为仁义礼智信。信在中国最早意思就是诚信之意。
民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中国有很多关于信义的典故,如一诺千金、信如尾声。几千年下来,虽然厚黑学当道,国人喜欢做表面文章,但是任谁也知道食言而肥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话。
近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抱怨说:中国人做出承诺时,会兴高采烈,可是当你要求他们兑现承诺时,他们就开始左推右挡。
中国人早就知道,轻诺者寡信,在与人相处时,会评估他实现承诺的可能性来作为与其建立关系的深浅的依据。
这种拐弯抹角的沟通方式,让西方人感到很难理解,怎么可能“是”也不是,“不是”也“是”呢?
中国社会自从周公制定礼乐以来,就是一个世俗社会,虽然也有本土宗教,但中国人朴素的生命观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鬼神。
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世俗生活的热情,所有的处世哲学无不透着实用主义。各个地方的寺庙道观,都有很多善男信女,他们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相信。他们相信他们现在积攒下的功德能换来一点来世天神的眷顾。这是一种交易,与商业交换在本质上差别不大。在此,并非苛难真诚的信仰者,仅就多数人而言。所以,让中国人进入教堂很容易,但是让中国人信仰宗教很难。
中国自从小农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后,老百姓能够通过辛苦劳作换得衣食温饱,因此不再求助于上帝,而是求助于龙王,祈求风调雨顺。如果要说中国人信仰龙王,那又错了。龙王也能被杀死,如果它不够听话。
西方社会的信仰,则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精神后花园。自古埃及始,西方人就开始了神灵崇拜。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这种信仰被发挥到了极致。罗马占有的地域广阔,很多不同地区的神,都被罗马人供奉到万神殿。在罗马帝国兴盛期,罗马人生活的非常富足,锦衣玉食,对于人生很满意,不需要在宗教那里寻求精神寄托。
到了罗马后期,随着国力倾颓,罗马陷入了蛮族攻击的悲惨境地,贫民百姓朝不保夕,就相信宗教的救赎,能够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来生。
他们没有反抗的传统,西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非常少,他们也不是自耕农,而是农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几千年来没人关心他们,他们无声无息的来到世上,他们无声无息的离开世间,没有思想启蒙,只有得过且过。教义中关于救赎能够前往极乐世界的宣言,以死后去天堂享受极乐给这些可怜人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于是,宗教逐渐成为西方精神生活,尤其是在中世纪,排他性的宗教对异教徒而言就是肉体消灭的代价。残暴的制度和单调的精神世界,使得西方人接受了这些一神教,并以宗教的教义来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宗教通过建立教众们信仰,实际上承担了社会管理的部分职能,而被世界各国共同坚守。上帝以其独特的超然地位,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虚化的道德威权,为西方人提供契约论的仲裁。
因此,就国民性格而言,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对“信”的要求即是信用。西方的精神救赎,对“信”的要求即是信仰。
中国农民在古代多数时间都要比西方国家的农奴日子要过的好,如果过的不好了,中国还有陈胜吴广们振臂一呼,这一点,是他们在西方的同行们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