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致精致和，两端归中而致正！言之精罢
谢谢邀请，很愿意就我个人的认知来做个粗浅的回答。
记得之前也回过类似问题不过回答太短了，笼统了点。
中庸为什么那么短？还没有论语的篇幅多呢？因为，中庸这本书已将中庸这个课题解释清楚了！无须再累加多言！这个，类似于一首诗的诗眼，一首歌的歌魂，一篇文章的总纲一样！《中庸》本非经典书籍，而是一篇存在于儒家经典中《礼记》的一篇文章，经孔子后裔子思将其单独抽出来后，继而成为与《论语》《大学》《孟子》《中庸》相比肩的四种儒家必读经典书之一！
我们知道，儒学，是研究人与人，已与已之间的关系的，即，如何与人相处，和如何做个自已！那么，《中庸》就是论述了如何做自已~~~即儒家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当年记述孔子入鲁庙见一物欹(佑座之器)，由此悟出中庸之道。那么中庸是什么呢？庸，可理解为平常，不变，不易改变的意思。中，这个好理解，不偏不倚，不倾不斜！合起来大约说:尽量达到不易改变！(字面意思)比如说我们做事儿，刚起手或开始做事时总是做了推翻，推翻再做！或一次次改，直到最后无可再动变时方满意。或者是你与他人讲课题或说事情，直到对方明白了你所说讲，你方有种释然的感觉。这个最终结果，就大约是中庸。可能有人感觉很容易做到，但，星羽石认为，这个，极其难！！！因为，人与人之间若是愿放下自已而接纳你的意见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儿，除非你与他人之间有巨量的思维差别，或他人己闻听你在此方面是佼佼者。中国人一直强调的是众生平等，即，人人皆是佛，凡人执迷贪。人有九窍皆可为仙，心有嗔痴执念而不得。因为都一样的人为什么听你的呢？所以要一遍遍谈到最终都明了了，做事情不易更改了。开国领袖毛主席曾引用叫谦受益，满招损。
《论语》讲的比较多，内容极丰富，论述了各方面所以篇幅略长。《大学》也是文章抽取单成书的，所论课目较广泛，主要讲如何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广泛了点。《孟子》记述了孟子及其学生言辞，时间跨度也大。
《中庸》的篇幅虽短，但论述内容极其重要。虽然我们现在接受了看到过许多观点，但这本书依然在教导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即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宜尔妻拏。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可能就是所说的大道易简吧
《大学》之所谓提纲，《中庸》之所谓会极，凡读此二书，则得明道传道之旨；《论》、《孟》之所谓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
中庸原出自于礼记(小戴记)的第31篇。第42篇是大学，礼记是记述礼仪的原理和法度。
由孔子和弟子及历代诸儒所记下，共214篇。于汉朝时，由戴德删成85篇，叫大戴记。再由戴圣删成49篇，叫小戴记(戴圣为戴德的侄儿)
中庸是讲孔子之言，子思之著，程子之定，朱子之注。
《中庸》并非一本书。而是《礼记》中的一篇。
某人把《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挑选出来。与《论语》、《孟子》组成四书。
又把《诗经》、《尚书》、《左传》、《周易》、《礼记》组成五经。
鄙人认为，把《大学》、《中庸》两篇从《礼记》中抽出。此举是画蛇添足、无病呻吟、牵强附会。
鄙人重新定四书五经。
四书：《论语》、《孔丛子》、《孟子》、《荀子》。
五经：《诗经》、《尚书》、《周易》、《左传》、《礼记》。
鄙人定的四书五经，依然可从《礼记》中读到《大学》、《中庸》两篇。还增加了《孔丛子》和《荀子》。使四书五经的内容更加丰富。
题主问的是《中庸》，我这里买一送一，连《大学》一起说了，因为两者情况是一样的。
说起儒家经典，人们往往想起“四书五经”，“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四书”在排序上是优于“五经”的，也就是说，“四书”才是儒家最核心的经典。
但如果你去读“四书”就会发现，《大学》《中庸》这两书，从体量上与后两者完全不匹配，充其量就是两篇文章而已。——这种感觉是对的，本来这两部书就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
那么，正如题主所疑问，这么短的两篇文章，弄得和《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加入“四书”，是不是有点扯？
理解这个问题，要从儒家经典的演变史说起。
一、宋朝以前儒家经典的演变
儒家著作称为“经”始于《庄子•天运篇》，庄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是关于“六经”的最早记载，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六艺”，是孔子的教科书。孔子最为看重的是《诗》和《书》。
到了汉代，《乐》就失传了，只剩下“五经”。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艺》”，儒家著作被奉为法定的教科书，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就是《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列于学官。在汉代，《易》的地位被排在了《书》之前。
到了东汉，《孝经》和《论语》也被列入经典，号称“七经”。不过这两书没有被列入学官，地位也还不稳——相当于重要的教学参考书。
到了晋代，《论语》和《孝经》才被正式立于学官。
唐朝初年，朝廷规定《易》《书》《诗》，连同《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九经”。
到了唐文宗时，在国子学刻石经，“九经”加入《孝经》《论语》《尔雅》，称为“十二经”。
二、宋儒如何改变儒家经典序列？
宋朝以后，准确说，是朱熹以后，儒家经典排序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这个改变，始于二程，成于朱熹。
程颢、程颐（简称“二程”）开创了理学，也就是心性之学、内圣之学，强调个人要发掘自己内心，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
孟子是谈心性的老祖宗，所以宋儒高度重视《孟子》，把《孟子》给提到经典的位置。到了南宋，就有了“十三经”的说法。
二程还极力尊崇《中庸》，有宋一代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南宋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宋儒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的；还认为《礼记》中的《大学》篇，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是曾子整理成文的。
所以到了朱熹，就正式把这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一起，称为“四子书”（简称“四书”），认为他们体现了儒学的思想精髓，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花了很大精力为他们做了集注。
宋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地位上升，“四书”地位也被提到“五经”之上，儒家经典体系就成为了“四书五经”。
宋朝以后，《四书》是儒学最重要的经典，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直到近代，还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小学教科书。
三、“中庸”到底是什么？
题主问的是《中庸》，这里顺便也说一下为什么《中庸》这么重要。
“中庸”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根据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所讲，中庸的流传当与道统一样长远，可追溯到尧，《尚书》中的“允执厥中”一词便是尧传授给舜的心法，也是中庸思想的来源。在孔子之前，“尚中”的观念的确早已出现，但中庸一词正式的使用自孔子始。孔子总结了殷周“中德”“中行”“中道”的观念，把中庸二字连接起来使用，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
《中庸》一书以“执用两中”来定义中庸，后来北宋的程颐解释中庸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章句》），这个解释把不走极端和稳定不变作为一切事物正当不移的道理，比较接近孔子的意思。
孔子曾感慨民德之败坏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人民很少能做到它。“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虽然中庸的道理很平易，但做到中庸是很难的。
综上所述，尽管《中庸》非常短，但在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极高，宋儒极度重视，就把它从《礼记》中提出来，放到与《论语》《孟子》并列的地位上。
参考书目：
朱熹：《中庸章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本为《小戴礼记》的一篇，《中庸》别行，古已有之，《汉志》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唐代，韩愈、李翱从维护儒家道统出发，推崇《中庸》与《大学》(《小戴礼记》中的另一篇文章)，把它们和《论语》、《孟子》相提并论。
宋时，程颢、程颐更是十分推崇《中庸》与《大学》这两篇文章，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南宋朱熹对《中庸》非常推崇，认为，“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絜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朱子文集》卷十一《中庸章句序》)。还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中庸章句》)。朱熹用尚书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诀来阐发《中庸》的“传授心法”。认为《中庸》所谓的“天命”、“率性”，就是指的“道心”；所谓“择善固执”，就是指的“精”、“一”；所谓“君子时中”，就是指的“执中”。因此，可以说《中庸》是“提絮纲维，开示蕴奥”，是“前圣之书”所不及的。
经过二程及朱熹的推崇和努力，《中庸》和《大学》从《小戴礼记》一书中独立出来，作为单行本刊印，并且和《论语》、《孟子》并列在一起称为“四书”。
《中庸》是一篇成体系的哲学著作，比较系统的阐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中和”、“中庸”、“诚”等范畴作了详尽阐发。
《中庸》有《十三经注疏》本(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之《礼记》《中庸》篇)。《四书集注》有《中庸章句》1卷。《集注》刊刻甚多，有正统年间司礼监经厂本，清乾隆年间《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等。
《中庸》相传为战国初子思所作。西汉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东汉郑玄说：“《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礼记·中庸注》)。孔伋(前483—前402)，字子思，孔丘之孙，相传曾受业于曾参、战国初哲学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然已佚。现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场记》诸篇，相传为孔伋所作。孔伋的“中和”论，强调“诚”为天地之“本原”。他以“中庸”作为其学说核心，宣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等观点。孔伋的哲学观被认为是对孔丘“道统”的继承，后被尊为“述圣”。孟轲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发扬了他的学说，推崇内心省察的“尽心善性”，因有思孟学派之称。
“中庸”之解，有“中，正也”、“庸，用也”(《说文》)。东汉郑玄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见《礼记正义》)。三国魏何晏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论语集解》)。，北宋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七)。南宋朱熹注：“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四书集注》)。
《中庸》一篇，近4千字。首段即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论点，认为人性由“天”命定，任自然之“性”，行事合于“天道”，修治政事应以“道”化民。强调君子应“慎其独”。“中和”则是天下之“大本”、“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宣扬了“四情”不发或虽发而不可越礼的人格修养为天下本原的认识观念。认为“中庸”即为“君子之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由修身推及为政，则主张“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则以“亲亲”为大。在“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的因果上，明确“天下之达道”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五伦；“天下之达德”为“知、仁、勇”三德。认为“诚”是“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达到“博学之、审训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识境界；因此至诚不已，即可“无息”，“尊德性而道问学，就可在学与思上“温故而知新”，学与行上“敦厚以崇礼”，于是就可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极高明而又“至诚如神”的“中庸”境界。
《中庸》的中心内容，在于阐明“中庸之道”。
何谓“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失熹《中庸章句》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是儒家所推崇的最高道德准则与最高修养境界。《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要求人们的言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须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言谈举止等一切行为若皆能符合中道，即为君子、为圣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中庸”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或思维原则，要求人们“执两用中”，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中和，这同样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君子和圣人才能做到。”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庸》提出并论述了“诚”的哲学，以“诚”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曰：“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宇宙间一切事物，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由“诚”产生出来的。“诚者，天之道也。”而“诚之者，人之道也。”经过“择善而固执之”以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修养过程，便能达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也便能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故《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继承了孔子的仁礼学说，并多有发挥。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以仁为基础，是仁之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中庸》又提出“五达道”、“三达德”的思想，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中庸》所反映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一种应用于社会、政治范畴的哲学方法论，在我国思想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唐代李翱就将《中庸》之“至诚”作为“灭情复性”所要达到的境界，而且发展了《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观点，认为“人人性善”，一旦复性，便可“至诚”。《中庸》一书尤其受到宋代理学的殊遇，认为《中庸》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之道一触及社会领域，在理学家看来就成了“极其中而天地位”，“极其和而万物育”了，也就是君、臣、父、子的“各正其分”。(朱熹《中庸章句》)然而，首见于《论语·雍也》的“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哲学方法论，“中庸”准则还可应用于许多领域。例如，主张对人民“施取其厚，事举得中，敛从其薄”(《左传》)，在形式与内容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而君子”(《论语》)，对不了解的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等，都反映了“中庸”的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