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仑山开始，从甘肃开始，那里是华夏的起点。
黄帝战蚩尤
历史二字有一定的局限性，单从字面理解，是团体发展过程的表述，如此，便有朝代之分，夏商周，是已知年代较久的时期，可如今有记载夏之前还有一个跨度年份更长的虞，岁月流逝，虞之前呢？
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从现代科技发展和所谓进化论的角度看，我们历史起源之起点之高真让我感觉我们的祖先真是高度宇宙文明的产物。
抛开西方文化的认知，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起点源于民间的传说。开天辟地的盘古、造人的女娲、移山的愚公、取火的燧人、玩火的共工、造字的仓颉、尝百草的神农氏、怒撞不周山的共工，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等等都处于这个时期。只是，这里面的逻辑，也就是按照合理的顺序排列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传说时期，唯一确定的是没有文字，没有确定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里面有太多的不可考、不可琢磨的存在，因此谈不上所以然。
中国历史文明应该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这之前人类使用天火，利用火，吓退野兽，改善胃肠道，制陶，冶炼青铜，冶炼铁。人们发现，没有加工过的石头不行，进入新石器时代。钻木取火是制造火。有巢氏盖房。伏羲氏造八卦。神农尝百草，发明种植农作物。黄帝归纳总结医术，嫘祖养蚕缫丝制作衣服，保护身体遮羞。仓颉造字，传承技术。社会一步步地发展。夏朝是国家，有九鼎，商朝搬到商都。商朝已经有甲骨文了。所谓的邦国不是国，国家要有军队，警察，监狱，法律。画地为牢就是监狱，违法受惩。中国古代有墨刑，把违法者的脸涂黑。中国炎帝黄帝活动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
十多年前我就发贴否认中华文明在中原的说法，肯定良渚文明才是中华文明发源正统，结果被各大网站封了十几个号。地域利益把民族文明发源作为一个自己符号，一直在歪曲左右我们对自己民族的认知。
中华黄河，北方文明证据在那呢？历史是要以考古证据说确定的，那些专家们没证据整天瞎扯，胡吹抬高中原倭化江南诸省，典型的自卑意淫。也怪不了世界学术界会认为；中国华文明是外来西方人传入的误解。
石器时代文化与文明起源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非洲黑人，澳洲等地方土著人也有自己几千年的自己文化传承，但从没有他们文明发源这说法。就算是中华土著文化最早也不是中原北方，南方浙江，湖南，广西等地发现的古人种植水稻有一万二千多年，但这只能是古人部落文化，能算文明发明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北方产玉，但只是生活用品，装饰品，玩具类，这与江南良渚同时代把玉作为精神信仰，及身份，祭祀文化高度，这是同一个概念吗？国内一些专家们连这常识也不懂吗，一直刻意混淆只能说明是个人情感目的主导严肃的文化研究方向。
谈文明发源，首先要尊重考古与文明传承证据，用事实说话。世界学术界承认的”中华文明发源地”是”浙江的马家浜文明”，是”世界二大农耕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后的”良渚文明”有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证明这种文明的传承！”
中华文明灵魂核心的代表，丝调，茶叶，文字，磁器，青铜器，玉文化，龙文化等等，那个发源在黄河流域了？全围绕在江南杭州周边地区，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谷歌，百度等搜索上找，”大英百科”唯一有记录的是浙江的马家浜文明。2013年在浙江平湖发现的”良渚文字”距今5000多年。
7000多年前浙江”马家浜人”就大规模人工种植水稻了，4500多年前的”炎帝”是如何教比他早3000年的祖先农耕的？先入为主的“北方中原发源说更多的是主观先定位，然后再找证据，近代中国找了百年，有的只是否认北方中原这一说法不可信的证据。
中华历史的起源：目前国内史学界、人文（文化）学者等，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争议‘’和不同‘’观点、概念‘’的说法，没有‘’标准、统一‘’的定论与定义。
如果从正史远古文明说起：应该从史前人类原始人群、原谋猿人开始：我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800万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到300万年前的湖北南方古猿，渐渐地向人类演化。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已经是典型的猿人了。80万年前的蓝田人终于能直立行走了，直立人由此诞生。
旧石器时代：约数十万年前至一万年前。
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前至四千年前。
从6000年前开始，人类进入了农耕畜牲时代，对使用的工具进行相对精细的磨制，不止是石器、陶器，除黑陶外，还制造出了彩陶。仰韵文化和龙山文化，在祖国南北的广大区域都有发现，人类文明已经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从传说时代说起：盘古开天辟地，混沌初开，‘’天地万物之始‘’，从女娲与人类起源，到三皇五帝————三皇为女娲娘娘、伏羲、神农氏；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伏羲为：中华历史文明、文化的始祖。诞生地：远古成纪，即今天的甘肃天水。
如果从正史朝代算起：一说是从五帝之首的黄帝开始，约公元前30世纪初～约公元前21世纪初。
黄帝又称轩辕氏、有熊氏，居于姬水流域，以姬为姓。是华夏民族的‘’开国始祖‘’。炎帝和黄帝时代，‘’炎黄‘’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
另一说是从夏开始，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从禹开始算起，禹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现实社会历史意义开启先河的第一个王朝朝代。
如果从既有城都，又有文字记载开始算起，那就是殷商朝代，至今已经有3700多年的历史。
纵观中华历史的起源：有远古的传说时代，也有历史考古物证的史前人类。分为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说法与论证的观点、观念、关联各异不同…………
从黄河流域的老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开始
中华上下五千年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算起，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来历：
司马迁的《史记》不列三皇，而将炎、黄排在《五帝本纪》之首，但他并没有明确黄帝的年代，甚至对颛顼、帝喾、尧、舜都没有纪年。现在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约4600年（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改为距今约5000年，显然与前述主流认识相关）。
宋健先生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一文中说《民报》所用黄帝纪元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史式教授说其来源为：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
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史式说，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一共是4704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
中华民族在神农时代以前的政治形态是部落政治，而部落的领袖是“巫”。这种说法与传统的认知差异很大，在历史上人们的认知中“巫”是迷信的，“巫”是装神弄鬼没有知识的。实际上在先民的原始时代“巫”是科学家，“巫”代表知识的权威。
原荒时代，先民知识未开，见大自然各种现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等。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恐怖。对于这些疑惑要想获得答案，只有去向“巫”就教。巫对于这种现象，经过观察，思考，分析等过程后做出的结论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电有电神，其它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神主宰论，现代人看来太不科学，太迷信了。但谁敢保证当代科学家对宇宙现象所做的解说，等千年以后，不会被推翻而指为迷信，反科学的呢？
谢谢邀请！楼主这个问题把我吓了一跳，这么大的问题你也敢问？你敢问，我就敢答，以无知求有知。
中华文明确定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这是最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但个人认为，随着考古的发展，中华文明还会有大的惊喜，所以，我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是世界民族之林最伟大的文明？
中华历史的起源，首先在于“中华历史”，我们如何来界定牠。
如果中华历史是指“文明史”，那么“起源”就要找文明的开端——但什么是“文明”却又是充满争议的，因其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的整个历史——超出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数千年的视野界限的历史。
“文明”就像分数及格线，其线之上才是历史，可人类的发展进程难道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吗？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这里是要讨论地球一个局部区域的人类史，是人类学的大历史，而不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毕竟在提问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定的情况下，这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
中华历史的起源问题中，涉及“人”与“地”的关系。特定血缘及文化的人群的形成，与特定的自然地理(包括气候情况)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它不仅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开端，而且一直影响着之后的历史面貌，包括今天的面貌。——但是这样的问题，不是一篇文章，或一个论文，所能回答的，甚至一本专著，或一个学者耗其一生，也是不能的。人们现有的知识，只是少得可连的细小的点，人用其想象力，将它们连成线，从而勾勒出一幅变迁的图景。在这一过程中，犯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有科学理论支撑的技术手段，虽有其可靠性，但知识无涯，人们所深信的技术也有失效的时候，比如DNA的亲子鉴定在嵌合体亲代那里所遭遇的滑铁卢。同时，不管技术怎么先进还是要靠理论来指引，技术手段中也存在分析方法方面的问题。
于是，我们将问题的范围缩小——“文明”的问题，相对要容易得多——尽管有争议。
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文明”，只能是指“一个复杂社会”，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鉴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华文明的开端可以认为是，相对低平的两个地理阶梯之上开始出现权力中心或开始出现文化交融的中心。这大致对应于“三皇五帝”所代表的时代及至出土证据尚不充分的“夏朝”。
“开端”不是“起源”，“起源”是要探寻时间更早的作为基础的东西。关于文明起源的第一要素是原始农业。今天的中国大地，在历史上是地球唯有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中国的一个特质是，牠是人类文明中心与农业起源中心的一个重合。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稻作证据在中国的南方，距今约1万4千年。而农业之前，粒食的历史更早，在中国的北方有发现2万年前的石磨。这个问题还可以展开，比如从开始食用谷物到大规模地开展农业的过程中，气候的重要影响。
文明的起源中，必有来自域外的影响，通常认为，中国的青铜和彩陶的出现是来自于中国以西地区的影响。但影响实际上是相互的——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陶器证据在中国，其时代是几万年以前。迄今所发现世界最早的丝绸、漆器，也是在中国，也远早于夏商国家形态的出现。若青铜工具能代表文明，那么丝绸、漆器为什么不能？关于文明认定的要素论是有局限的。器物不过是“奇技淫巧”，只有人的存在，只有社会，才使得它们有意义。“文明”不应是先进对落后的傲慢，也不应是后人对前人的轻视，牠就是人类发展进程的意义本身。所以，“复杂社会”相对于具足“青铜器、城市、文字”等的证据而言，是更为恰当的“文明”定义方式。
文明应该从石器时代算吧！人们知道穿衣了
中华文明五千载，从文记起五千年，夏商周秦汉，奴隶转封建，部落兴王都，百里为国城，从古至当今，文明甲骨文，史记司马迁，记书更分明，前朝李耳生，史官记更清，孔子拜学前，如今为圣人，春秋孔丘写，论语传当今。至秦有史官，记录还更明，以后代代有，记述留至今，中华文明史，代代留后人，科技兴华夏，辈辈出高人，文明传后代，中国更强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地球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文明所代表的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史。
华夏文明，从老天爷时代就有了文字记录，这要比所谓的红山文化早两万三千一百二十二年。华夏初始文明的表志是天文，这种文字的存在历史伴随老天爷的认职天庭慢慢失传。
老天爷出生于阜阳西北离高家庄八里半地的张家庄，姓张名张伯仁，字野苏，坊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我未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就是说的张伯仁。张伯仁乃九次轮回的金蝉子转世，次次被绿，含冤而死。
张伯仁是陆压道人的独子，十七岁娶孟婆为妻，生二子，大儿子张伯智是南极仙翁，低调淡泊，成为隐居仙界之外的隐仙。小儿子张伯礼是地府阎王。
老天爷是华夏文明之祖，初元七年3月22日中午11点37分，张伯仁出任天庭玉皇大帝，面对许许多多的华夏文化资料，始终没找到传人，也只能暂时带往天庭保管，以后遇到合适人选，再传授人间。当时老天爷面对送行的老少爷们，唱了一首【我的父亲】，村民含泪而别。
老天爷当时带走的是什么华夏资料呢？首先是隐身技术，世人虽然仰慕神仙，为什么看不到神仙？就是华夏的隐身技术被张伯仁带到了天界，应用在了衣服布料的染织上。要说隐身技术，华夏不知道领先世界多少世纪。
老天爷每五年的清明节回故乡祭拜父母，他父亲的墓地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据阜阳市民张老五说，阜阳火车站建成后，老天爷曾经微服私访，75岁那年，自己和老天爷喝了两箱金种子酒，老天爷一点不醉，摸着他的头说，老五啊，苦了你这孩子，你一辈子娶不到老婆，都是隔壁老王干的……。
根据天文观测，阜阳上空白云蓝天，不见一丝雾霾，空气质量被联合国卫生组织评为世界净土，农副产品无污染，为最天然绿色食品，小麦、黄豆、玉米、水稻，富含39种人体所需矿物质，长期食用阜阳农产品，对三高人群，糖尿病等各种疾病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疗效，有阜阳遍地人参果之称。
根据阜阳人透露，阜阳的雨水，是天河水，有液体面包的美誉。
阜阳是老天爷的故乡，很多专家给出结论，世界文明看华夏，华夏文明数阜阳。天然氧吧阜阳，人杰地灵，一直传承着华夏文明。
阜阳大槐树下，至今保留着37处升仙台。阜阳的墨河，水质乌黑亮泽，墨香犹存，乃上古书香之河，老天爷的洗砚河，1968年，在墨河出土的砚台，刻有老天爷专用的字样，经专家鉴定，石材确实来至于昆仑山的万年石，为真品无疑。据阜阳191位百岁老人说，小时候常在墨河洗澡，如今身体壮如中年，挥毫泼墨，书法有古风。
中华文明，根据专家在阜阳27年的寻找取证，已经确认为一万七千零三年，比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提前了一万年。
汉之后
水星太阳息灭地太古部分物种恐龙绝；
月亮太阳升起日北盖地一陆阴阳平旋；
地球远古帝华伏羲女娲四面八卦文化；
基研一地非洲历史是世界古人类初起。
地球倾斜月日升空浑天照地智慧立走；
日光凸咬地温差凹场迫移一地分东西；
月日地三星高照夏朝已用月历法道儒；
这时西方才出现佛教和正负哲学观念。
月日燃质殆尽变成岩浆球释放留陨坑；
虽地卫星古今仍就用它遗留风俗文化；
现太阳升前地球换日古老人类彻底无；
新世间时天主公元记年日心科技时代；
没有放弃的华夏民族也百家争法治时。
从红山文化开始算起。
应该是从《圣经》历史记载中了解中国渊源从巴别塔″人类分流开始。
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首先我要确定一点的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会自豪说起的一点。确实，这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今天的中国人使用的都是商朝时就已经使用的文字，从字体上，已经由甲骨文演变成了楷书。我们现在读中国三千年前的诗歌（《诗经》中一些周代早起作品），会发现仍然是押韵的。今天中国人祭奠祖先的方式与商周时期大同小异。事实上，如果一个汉朝人在今天醒来，他会发现，这个民族的心里和处世习惯，与汉朝其实相差不远。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总体上是独立发展的，一直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现在我们说说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
1、关于夏朝的出现
中国传统史书的解释是，本来原始部族的三个领袖尧、舜、禹之间一直是高风亮节地禅让的。然而后来大禹产生了私心，改变了传位方式，传给了儿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就这样出现了。当然，真实的历史绝不可能这样简单。我们讲，夏王朝出现在河南，是中国内部各文明中心之间交流的结果，而现代考古学的进展则证明夏王朝的出现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
什么世界因素呢？
那就是青铜文明、小麦、牛和羊从中东传到中国，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王朝的出现和发展。[1]前面说过，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比夏朝要早。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建立了发达的灌溉网，进入文明时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已经建立城邦，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庙，留下了众多精美的塑像，创立了成熟的历法，还用楔形文字记载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读这些文字，你会惊讶于那时人类的心智已经成熟精微到那样的程度）。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青铜文明最早也产生在中东。中东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人类学界已逐渐达成共识：「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2]这一点在考古学上的证据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是先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经过新疆的绿洲一点点向中国内陆传播，经过甘肃，沿着黄河，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中国北方，由西往东，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之下层，这一连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铜刀、铜制装饰品出土，其间有相当的一致性，时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中期。
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可以说连成一条青铜进入中国的通道。」[3]中原地区发现的第一批青铜器，是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一批青铜器，它们带着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因此，在丝绸之路之前，已经存在着一条青铜之路了。沿着这条青铜之路传进来的，不只有青铜，还有小麦、黄牛和羊。这些也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
有人说，牛、羊都是六畜之一，难道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吗？还真不是。中国内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事实上，考古学家公认，人类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几乎都是在中亚和中东出现的，比如距今10000年前，人类在中亚西部驯化了小麦；也差不多同时，也就是10000年前，人类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距今8000年前，人类在中东一带驯化了黄牛。「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没有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绵羊和山羊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小麦、大麦的东传是平行发生的」[4]，这些驯化物种，小麦、牛和羊，传入中国的途径和青铜相同，它们先是传入新疆，然后传入了中原。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驯养的牛和羊的骸骨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中，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考古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中原地区，除了传统的猪殉葬外，绵羊首先在河南偃师商城成为殉葬仪式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阳殷墟变得更加司空见惯。」[5]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太牢就是指祭祀时用牛、羊和猪，少牢就是只用羊和猪。因此，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鸡，是中国的土产。其他三种，马、牛、羊，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6]
2、那么，牛、羊、小麦的传入，和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
它们提高了生产力。中国本来没有食草的驯养动物，猪、狗、鸡都不吃草。所以牛和羊传进来后，既不会跟中国本土的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又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来源。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原来都是种小米的，但夏代之前突然开始普遍种植小麦。因此，这些外来物种的贡献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支持人口增长。「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时期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成为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7]其次，小麦和青铜的引进，提升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8]这就需要出现新的社会管理组织，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发展。而青铜器的出现，更促进了文明不断成熟。因为与石器和木器相比，青铜器的制造要复杂许多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精密的社会组织行为才能实现。「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如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改造，并被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9]所以夏文明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外来刺激常常引起质变。
日本近万年的绳纹时代文化发展缓慢，受外来文化影响弥生时代文化发展异常迅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10]「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外来）技术运用之密集度与强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1]如果说我所引用的上述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外来因素对中华文化的刺激作用，那么我只能引用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了：「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孤立、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最近十来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表明，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了中国文明之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地被加以改造和提升。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12]
3、除了青铜、牛、羊和小麦，中国文明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自中东，马和战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是在商代传入中国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在中亚高原驯化了马。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人又发明了轮子。这两者一结合，便诞生了战车。战车刚出现的时候是很简陋的。考古发现，最早的战车车轮只是简单的圆木，后来演变成了实心的木头圆盘，在中亚经过1500多年的漫长发展，最后才变成了辐条式车轮。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亚的战车发展到非常精美和成熟的阶段，一辆战车由几十件非常精致的零件组成。战车从最初到原始状态，再到最终定型状态，就像马的化石显示原来很小的始祖马进化为后来的高头大马一样，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在中东的考古发掘中展示得非常清楚。但是中国战车的出现却是「横空出世」的。在商代之前的遗迹当中从来没有出土过战车。最早的战车出现在商代晚期，而且一出土就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苏联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等人都注意到两者「在功能和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原则上和细节、部件上的共同性」。如果排除中国古人有超人一样的聪明，更大的可能性是，战车是和马一起，直接从中亚传过来的。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因素可能是来自中东和中亚。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其实不只中国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腊都有，只不过十二种动物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其余都一样。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于巴比伦，是中亚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的。
另外，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用来纪年的干支中的十二地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也认为其起源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有什么证据呢？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我们读到这一段，会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这些词明显不是汉语。晋代著名学者郭璞虽然「博闻多识，犹云字未详」，在《尔雅注》中对此只好「阙而不论」（见《尔雅》郭璞注）。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些词，估计第一反应都会认为这是译音。竺可桢认为，这些词源自外来语的译音词是「无可讳言」的。岑仲勉认为是来自伊朗[13]，郭沫若则认为是来自古巴比伦文化。我们来看第一个，「太岁在寅曰摄提格」。甲骨文的「寅」字是弓箭的形状。郭沫若说，这个星在巴比伦文化中对应的是丰收女神伊什塔尔，通常也是站在狮背上手持弓箭的形象。[14]史有为说：「从郭沫若提供的巴比伦语或其亲属语言的对音来看，其中大部分确实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这些读音不是个别的，因此不能用偶然相似来解释。另外，这十二岁名也确实不像汉语固有的，名称奇特，无法用上古汉语单音节语素去解释。巴比伦是古代天文学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地区，根据各方面的合理推断，古代华夏人同西方的联系也应该早在史籍记载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天文知识连同这些名称万里辗转输入中国是完全可能的。」[15]当然，还有人解释说，摄提格对应的拉丁语是Sagittarius/sædʒi『teəriəs/，即十二星座中的射手座，这个词前三个音节Sagitta（音瑟即他）发音与「摄提格」接近。因此，这个译音与拉丁语有亲缘关系。这个我们就存而不论了。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叫「文明西来说」。郭沫若说，中国的早期天文学知识与中东如此相似，所以「古巴比伦星历之输入，必在有夏一代。意者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邪？」。也就是说，商族人有可能是在夏代从中东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知识。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则断言，有一个中东或中亚的部族向东迁徙到黄河沿岸，才有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4、那么，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呢？
到今天，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早期的一些驯化物种，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青铜、马车，还有一些天文学知识，确实是从中东和中亚传入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断言，中国文明是西来的。因为在这些物种和技术知识传入之前，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性格已经完全形成了。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这些新技术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相反，还刺激了其独特发展。[16][1]青铜时代起源于欧亚西部的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不仅发生的时代早，而且传播过程具有持续性、广泛性，对沿途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展开了相关研究，近年来，随着中亚和中原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多学科研究的突破，学术界对史前「青铜之路」有了全新认识。
目前的研究表明，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辟，至少还有小麦的种植技术、羊和牛的驯养技术西东向的传播。中原文明的起源是多种因素碰撞交融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西向东的外来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研究》（第八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第234页。[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40页。
[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01页。
[5]同上书，2017，第115页。
[6]这里的牛指的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的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的证据。」同上书，第119页。[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8]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唐际根在《「青铜社会」：古代王权的运转》中也说：「青铜器的生产需要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殷墟的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一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的地方向东南地势低的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的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仅依靠一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的，而是要借助相当的权力进行协调安排。……由如此规模的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的背后是王权的管理。」
[9]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10]易华：《东亚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11]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12]《中华文明探源将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的研究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xwfbh/xwbfbh/wqfbh/37601/38374/zy38378/Document/1630143/1630143.htm
[13]参见黄显功：《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14]王宁：《〈释支干〉辩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2期。
[15]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第36页。
[16]《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中国文明是在本土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连续发展的。外来的物种和技术只是刺激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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