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在此谈谈几点看法。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传统学术以明道为标准，而晚清以来的学术则以致用为标的。一个是天理层次，一个是技艺层次。
这就造成了近代以来，真正传承经学（中学）的学者较少，而研究实际问题的学者骤然增多。社会上产生一种断层感，认为传统学问没有继承，缺乏后续。
晚清以降至于民国，经学地位的变迁为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一极重要阶段。特别是当中国进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传统经学陷入到越来越边缘学术体统的格局中。但在宋代以后，经学是中学的主体。
为了拯救危亡，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极度矛盾的心态，奉西人之言为经，而将华夏旧经贬斥至极低的地位，一时竟将华夷倒置——即自居为夷狄而奉昔之夷狄为文明。
同时，专门之学（地理、军事、经济、群学、枪炮技术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开始越经学而上之，直至将经学彻底打翻在地。今日，经学已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现状实源自晚清民国时代之大变革。
当然，有趣的是，经学地位之隆替，其肇基之始不在西夷入侵以后，而在于乾隆全盛之时。早在彼时，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之提出，实已对经学的至尊地位发起了挑战，以为其认为道寓于中的史学争地位。
尽管章氏生前落落寡合，其学说亦少人问津。然其“六经皆史”之说在其身后竟掀起滔天巨浪，被持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甚至改造，以达到其各自不同甚至皆然相反的目的。
道光之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得其‘经世’之趣，章太炎得其‘尊史’之旨、刘师培得其‘校雠’之法，民国学人如胡适、周予同等则借助于其‘经’源于‘史’的观念架构，发挥经典‘史料’化、甚至‘消灭’经学的主张。经学被专门之学代替。
虽然近代社会传统学术撕裂之变，但民国时期，尚有一些受过良好传统学术训练的学者，如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其学问虽有西学影子，然而更多回应中学问题，内在结构是中式的，而非移植西方学术系统。故而，一些人觉得民国学者有底蕴，写出的东西很有味道，原因便在于此。
遗憾的是，目前的科学研究，基本是对西方的复制与追随，无论是方法、模型还是思路，西方化很严重和显著，西方学术自启蒙运动后传承了几百年，相当成熟，一时难以超越。
普罗大众也就产生了中国产生不了学术大师的假象，实际上只是一个标准怎么定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西方的标准。在很多具体的领域，中国也是很领先的，我们能不称这些领域的开拓者和权威为大师吗？这才是应该深思的。
因为“学术”是“不是为赚钱的”。而今人都只在“研究赚钱”。请问又如何出“学术大师”？
《易》是“求富贵的算命风水”，《老子》是“成功智慧”，《论语》是“为人处世，做事不败”的“哲学”，“国学”是“一切复原到封建官僚里去”，中国还有一个正而八经的沉于实地的学术研究者吗？
如果问题本身就有问题，那么回答与否又有什么意义。
原创思想，中国为何出不了学术大师?因为中国人从不质疑，比如现在还在把爱因斯坦，霍金们奉为上帝，为何中国人从不质疑?因为他们的思想一直受到禁锢，为何中国人的思想受到禁锢，因为儒家要你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制。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我们生产队田里有一年长了一个大南瓜，有四十多斤重，以前几年重没见过长这么大的南瓜，老农就将这四十多斤重的南瓜子收集好来年再种，谁知再也没有长出这样大的南瓜。再有一课堂的学生，同一个老师教的，他们的学习成绩会是一样的吗？我举这二个例子，想说明一个问题——遗传，现这世界所有生命基本上都是遗传物，包括人类。遗传的基因不一定只是上一代遗传给下一代，甚至隔几代、几十代、几百代，所以真正让人类公认的学术大师，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位。学术当然也有分类，象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不要说中国，就是世界上也不是每年都出几位，也是几十年才出一位。在中国不是出不了学术大师，而是假学术大师太多了，因而压制了真正的学术大师出不了。不要把学习到别人的知识和经验后，再自己创造的一番成果，就认为自己是学术大师，实则就是假学术大师。没有经历就没有体会，我是深有体会的。
知识都成了空气，百度成了大师。所以现在不出大师很正常！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同时看到同样的知识。知识也被打破了围墙而成为大众产品。如果有谁敢称为大师的，一定是个骗子！
答：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学术大师”是不是指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鬼谷子、孙子这些“领家大人物”？不管是与不是，都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原因是：
1、解放以前的几千年，从普通创作人员到文化从业人员，乃至诸子大家。只不过是帝王们的临时手杵，用完就丢，过河便甩！境遇还不如婊子、妃嫔。这也是“孔子”为什么反反复复被人捧又被人唾弃的原因！
2、现在的文化人都干什么去了？他们拍电影，炒古玩收藏，炒作“虫草”，在国外办学去了！不过得肯定这些人不傻，他们也是与时具进的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现实的是，赵微都成“女版巴非特”了嘛........
3、现在是全民“向钱看”的极端时期，有些人连起码的道德、人格底线都不要了，有钱才有尊严，出名才有出息！你讲道德，讲人格人品不过是自娱自乐嘛！
不过，心态还是要放平的！看问题还得要看主流。毕竟今天是所有中国人最自信的时期，我是比较满意的！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大师层出不穷的时代有三个，一个是先秦时期，可谓是群星灿烂，诞生了老子、孔子、列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以及屈原、宋玉等大诗人，他们合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盛景。
二是唐宋时期，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吴道子、阎立本、张萱、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王安石、欧阳修、范宽、李公麟、梁楷、黄庭坚等文学界、书法界、绘画界大师。
三是距离现代并不遥远的民国时期，从现代文学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再到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于右任等书画界精英，再到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马寅初等国学大师，都是一等一的泰斗级人物。
把当代所谓的“大师”拉出来，跟以上三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大师比较一下，可以说，难以望其项背，可望不可即，唯有无地自容。
现当代各方面条件都那么好，为什么却出不了众望所归的大师？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可以发现，以上三个时代有以下特征。
其一，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利于大师的产出。
这一点，民国大师陈寅恪已经总结得很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一名知识分子缺乏这两项最基本的信仰，那么，就不大可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也就跟大师不沾边。
当然，要产生这两种信仰，跟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学术、文化一定要远离政治才能更好发展。知识分子需要开放、包容、自由、轻松的环境氛围，只有如此，每个学者才有发声的机会，有机会在学术层面进行思想碰撞，进而碰撞出不同观点，利于创造出学术盛况的局面。
先秦时期恰恰拥有这种环境氛围，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文化专制”，诸子百家的思想创造力一直像熊熊烈火一样在燃烧，才会诞生那么多开宗立派的大师。
唐宋时期之所以大师辈出，跟上层的文化导向有很大关系，许多皇帝和将相喜欢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不少帝王将相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家，给普通大众带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搞文化学术的人，群众基础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在唐朝或宋朝，只要能写出好诗、好字，或者画一手好画，就有机会进入仕途，实现人生抱负，这在其它朝代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时期跟先秦时期的情形差不多，知识分子不但社会地位很高，而且生活在文化氛围自由、宽松的时代。
并且，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待遇很高，像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吴宓等级别的学者、教授，每个月能拿到400大洋的薪水，一年工资就能在京城买下一套四合院，根本不需要为每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发愁，只需专心做学问就足够了。
其二，“士精神”传承有序。
“士”在古代属于特殊群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他们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发扬者和传承者，对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跻身到士人阶层，只有那些品学兼优，有学识，有抱负，有情怀，有担当，具有忠君爱国、严于律己的人，才可以称作“士”。
在许多情况下，士是君子的另一个别称，因此，社会各界对士人的要求很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孟子对士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士人最基本的精神信仰。
这种精神信仰在历史上传承有序，并出现许多类似的人格宣言，比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对“士精神”的精准阐释和有序传承。
而现在，知识分子里边普遍缺乏对“士精神”的传承，许多人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思想格局和人格精神都不够伟大，自然难以产生人心所向的大师。
其三，家学有渊源。
如果对过去的大师深入了解一番，就会发现，大部分大师都有源远流长的家学，他们自小受家学的熏陶和影响，对某一方面产生偏执的真爱后，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在摸爬滚打中最终成就自己的学问。
历代大师的成才之路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大师很难手把手培养出来，而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造就出来的，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而现在的教育模式，恰好跟大师产生的机制有些背道而驰，很少出或不出大师也就不足为奇。
中国人论人数，占据了世界18.82%之多，差不多每5个人类中，就有一个是我正宗炎黄子孙。
按这人口比例，中国人中出一堆“学术大师”，再顺手牵手几个诺贝尔奖，本应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事，本当与我妈上街买菜，摞回一袋面包油条一样平常而简单。“人口红利”自然得意味着交流活力，与重大的创造驱动力，否则是不正常的。
经济学大咖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就说过，一个“正常国家”的创新优势及人才出产率，必然与其人口比重有莫大关系。典型如小日本，人口一亿，占我们1/13，从2000年~2019年，已经19次夺取诺贝尔奖，平均每年刚好有1人获奖——尽管，当人家2001年提出“50年摘取30个诺贝尔奖”计划时，我们使劲嘲笑过他们吹牛。反观新加坡等，经济再发达、机制再优越，也难冒出个诺贝尔来，只因蕞尔小国，格局上永远都只能是“大师收容站”。
况且，中华民族论文明积淀，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说独占鳌头，也不会在前三名之外。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文化大国，几千来各行各业的“大师”，灿若星汉犹如泉涌。事实早就证实，我们中国人论才智、论能力本身，不会比任何国家子民差劲——除了足球没脸显摆一二。
孔子、庄子、韩非子，伟大智识分子灿若星河，何尝输给苏格拉底、柏拉图、普罗泰戈拉？
即便到了现代，是一度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泞，可五行八作的“大师”依然满天飞。
就拿我前段出差，贱履所至的昆明西南联大来说吧，存在时间前后不过8年，总毕业生只3882名，却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75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在人文学科领域堪称“大师”的人物。聊表一枝，足报发潜阐幽之深意。我们中国人，何必妄自菲薄，失掉自信力？
但到了当下，我们又确实落入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之中。这种现实尴尬就是:中国人口乃世界之最，中国人才智也从不逊于人，何以到了当下，不止是科技圈落于人后，素所傲娇的人文艺术界，都几乎再无“大师”出现？倒是各种变蛇的、国术的、耍医药的“大师”，王林马保国那类货色，在抖音一天都能刷出个百八十个来，令人啼笑皆非，心情为之黯然。
当代中国，“学术大师”何以突然断港绝潢，何以会成为“断代物种”，只怕大家都想不通也想不开。而这个问题，大体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94高龄的钱学森，面对重量级来访者，忍不住感慨-牢骚：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接着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可惜15年过去了，掀天揭地的国家社科基金日夜不休投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依然是桩“悬案”，是一道“天问”。
可在我看来，答案始终是若隐若现的，困难在怎么表述而已。很显然，“大师”不是孙，不是石头蹦出来的。要能很好地生产“大师”，而且得是可持续量产，其核心在于，必须得先有能冒“大师”的学术土壤与社会环境才行。
因为，更显然地是，大师可不是哪位领导“培养”出来的，不是甩一堆资金可以“规划”出来的，更不是哪个伯乐“相”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与生活环境下，潜心所学才能茁壮成长的。而我的看法，这种社会氛围与生活环境，具体需要的是什么呢，从历史经验而论，说起来，其实也挺简单：
其一，让文化精英们生活条件足够优越，可以安心工作，没事就不要太干扰他们。让他们不必每天睡前早起都为“开门七件事”发愁，不为房贷车贷压垮身子，不需要为了家人过的体面一点而去弄虚作假，攀附权贵，需要到处陪吃陪喝，也不需要为了不相干的东西去开会，去背书，去表态。
其二，学术与文化就是观念创造，尽可能允许他们胡思乱想、独立不羁，文化人精神与思想一旦奴化，资质再好、读书再多，都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管理者要有气度，不要总想着制服他们，总让他们乖乖听话，让社区有些杂音乱不了。对于文化人来讲，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自由，真理则无法发扬，“毋宁死耳”。如果司马迁和鲁迅服从“倡优蓄之”的命运，只服务于一种思想标准，断然不会千古一人。
其三，“言论市场”尽可能“市场经济化”，从而让各种“异端邪说”都能相互交流和碰撞，不要动不动去规范他们，去治理他们。万马齐喑，学术必亡，是人类漫长历史淬炼出来的经典经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文化人懦弱尤其经不起吓，如果他们有高明的想法都没机会交流，没方式或不敢说出去，如何安身，如何创造？
否则，即便我们有了“大师”，他们也是会自动消亡的，对不对？明人高启诗云，“一竿护惜不忍剪，何以持钓横江鳞”，有些既“惜”又“剪”的条件是必要的。
而且，我浅薄地想，“大师”出现的社会氛围与学术环境的养成，最后必然需要落实到最关键一点，那就是机制保障。
这种机制，可以不断试错，但必须得不断朝良性化方向前进，慢一点也可以等待。只是既然是改良，必然又会触及到利益链，所以又务必得保障这样一种思想氛围：能够对自身社会的文化沉疴有比较深入的反省意识，进一步确立必须改良的决心，从而使得中华文明真正复兴，完成漂亮的现代转型。
过去的中国历史，人文学术最发达的时段，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乃至往后，都是这种社会状况最有利于思想学术蓬勃兴复的先例与显例。所以，要落实正当与合理的“大师培养计划”，一定程度的“复古改制”与继续深化的“师夷长技”，既是学习的两大入口，也当并行不悖。自己的优良传统不能丢，邻居们的成功实践一样不能忘。
中国人论才智、论勤奋，从来都不输给任何异国他乡人。我始终相信，唯有如此，当我们的社会环境与学术土壤可以让文化精英们，有底气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大师”不需要呼唤，也会雨后春笋般涌现，成群结队而来，你我想拦拦不住。
我们所念兹在兹的民国，在国家沦灭之际，学术大师辈出，所仰仗的最基础条件不正是以上所说的么？彼时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何”硬件条件“可言，照样足以跟世界第一的牛津剑桥抗衡。一些看似很复杂的问题，经常不妨简单化理解。
为了更好地说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看在当代，美苏这两个绝然反差的国家，在“大师”出产率上的截然相异点。
美苏两国，体量、国力等因素基本对等。但对比这两个国家，以最形象的诺贝尔奖为例，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既有趣又使人惊愕的事实。即二战以后，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快大面积出现在美国，且经久不衰至今。1951年至2012年，美国获奖人数高达225人次。
而表面上同样强大的苏式战斗民族，自1922年12月30日成立，到1991年12月25日瓦解，长达69年的时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只有8人次，而美国则高达158人次，高出前苏近20倍。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悬殊，真令人惊讶，几乎不可思议。
这当然有冷战、移民等因素，但这绝非根本——如果这是根本，那就根本无法解释何以美国至今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集中、“学术大师”最汇聚、生产出的文化与科技“大师”人数最多的国度。而它的对手不要说什么“大师”了，最终只能在各种强盛的口号与虚假繁荣中，逐步灰飞烟灭。
我以为，核心就在于，社会氛围与学术环境的最大化反差，也最大化地影响了两国“学术大师”的出现率。而所有问题的根本，则在于社会土壤、学术机制等方面的牵制。我们现在的问题，自然也不在是否出得了“学术大师”，而在于能否出很多、且持续量产，积水成渊，经久不衰。
过去托马斯.艾略特说，“历史是现实的答案”。论“当代现在何以出不了学术大师”，隔岸观火看历史，理应有所深思吧。只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就点到为止吧，这是一种识趣，也算一种礼貌。
要想成为学术大师，其前提是要有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土壤。
纵观中国的历史，出现了两次“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时代：一是先秦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星灿烂时期，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国民时期。
为什么会是在这两个时期出现？仔细想来，恐怕与思想和政治是天生的一对矛盾结合体有关。
在先秦时期，中国尚未出现中央集权的局面，各个邦国之间虽有纷争，但为了能够争得天下的各路有识之士，各个邦国的国主们争相笼络这些有识之士，取百家之长，扬自家之名。当秦始皇最终统一了六国之后，就开始实施焚书坑儒的专制思想统治，并且因此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国民党行着中央政府的名义，但并未真正落地其实。因此，对于代表着民众心声，代表着学术先端的志士学者，国民政府还是采取了难得的宽忍态度，尽管以鲁迅等一批左派文化人士还是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迫害。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西南联大应运而生。它有两个行政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其中的校务委员会的委员是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的，也就是说，其实整个学校都是由教师团队说了算的，而这正是西南联大能够吸引当时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追随的主要原因。
现如今，“学而仕则优”的官本位思想充斥着高校教育，学术的自由受限于金钱与权力，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有着成为大师的苗子，基本都在刚要燃气星火希望之初，被硬生生给掐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