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多疑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导致明朝亡国的?

崇祯其实是个比较悲情的人物,他作为亡国之君,肯定背负了大明亡国的主要责任。在大明的前后16位皇帝中,论昏聩懒政崇祯肯定不是靠后的,但论政治环境社会的战略背景,他无疑是最恶劣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至于说崇祯的多疑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原因固然有崇祯自己的性格问题,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当时的君臣之间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造成了崇祯和大臣之间失去了信任。

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对大臣们可是充满了信任的他能把军权、财权、民权全给了袁崇焕,这种信任可以说是毫无理由的,正是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导致了有大臣说毛文龙是个坏人,他就也相信,放任了袁崇焕袭杀毛文龙,结果致使东江军民离心,人人自危。而后在崇祯二年后金破关,袁崇焕的无能表现让崇祯很失望很愤怒,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之后祖大受带着的关宁军“叛逃”出关的行为,更是让崇祯愤怒,之后又陆续发现文臣们说话的不靠谱和欺瞒,崇祯才变得多疑。

其实在封建社会里,那个朝代不是这样?关键还是崇祯的性格缺陷让他对这种情况无法理解,崇祯不是缺少文化,是情商不够,对于人心的黑白把握不住,加上一次次的被欺骗让他从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也正是由于他的性格缺陷,让他对于文官集团和明朝将领的使用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在他看来,这些大臣都辜负了他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人和没有了,加上天时地利崇祯没有占一头,大明的灭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可以说崇祯作为亡国之君也应该由他来承担大明灭亡的主要责任!


从小缺乏安全感造成了多疑刚愎自用性格,性格造成缺乏帝王格局,多疑不会用人失去江山。


天灾人祸,非亡不可。崇祯只能影响煤山那棵树。


首先,多疑!保持多疑是做皇帝这个工作的必要素质之一,且是很重要的素质。也是很多决策者的必备素质之一。

一个皇帝在办公室,每天四面八方的文件汇报,明暗情报不知道有多少。这些情报、汇报互相指责,互相谩骂、互相矛盾,是人都会多疑的。

只是这个如何多疑的能力就要因人而异了。

据传说,朱元璋一天工作16个小时。这么多的情报,不可以全部相信吧?需要情报分析能力吧!怎么才能更好的分析情报呢?先要找出假情报吧!要找出假情报需要怀疑能力吧!

崇祯的失败恰恰是不会多疑,不会保持疑问!

对!多疑不是问题,不会多疑,瞎几把多疑才是问题。崇祯的怀疑能力的低劣,是导致他做不好皇帝的原因之一。亦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对所有人事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在心中,是一个领导者必须的。当然,在心中保持怀疑的同时,还要公开表述出坚决的信任,团结一定是要的,支持也是一定要支持的。

但是,绝不要放弃偷悄悄的怀疑,并且还要做好准备,等怀疑不幸被疑中拿得出应付预案,才是一个合格领导者。

崇祯呢?太年轻了,崇祯帝这个年轻人太直了。

他对于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大话,不调查,不研究,不会议,不审查,径直就信了,这哪里有多疑的表现?信了,信了........。

然后,雷厉风行的给了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简直用人不疑之典范呢!也让袁崇焕杀毛文龙有法理基础了,到后来,袁崇焕牛皮破裂之时,崇祯又发挥了他爱信任别人的“优点”,不多疑的优点,只是这次他信的不是袁崇焕了,他信了大清朝的反间计了。也是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开会,只气急败坏的发扬了信了就干的作风,杀了袁崇焕。

崇祯他这种从不多疑,信了就干,干坏了也缺乏另外措施的行为,一遍又一遍的上演。

崇祯他这种从不多疑,信了就干,稍有挫折马上翻脸去信别人的作风,寒了杨鹤的心、寒了卢象升的心、寒了洪承畴的心,等等很多人的心。

这一切也并不奇怪,一个17岁的少年让他做那么重的工作,毕竟也不公平不是!

总之,怀疑也是一种能力,怀疑不是不信哦。保持疑问而已,保持着这件事一定还有其他的一面的警惕心态,是为正确的怀疑。


“崇祯多疑”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崇祯是明史上记录表现出来的崇祯,而明史是清朝修订的史书,清朝是希望我们相信看到它所描述的前朝的皇帝,这样子才有利于他的统治;依我看,杀大臣,崇祯就作不了主——明朝皇帝权力没那么大(中旨没什么效力,御史可驳回——万历立太子都不能自主),更有可能是文官集团推出的替罪羊,以安天下之心。史书不可全信,尤其是明史更加不可全信。一个人的多疑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来自于他对人性的不信任,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于他对信息的不完全掌控。前者不可取:事实上,崇祯上位之初是很信任文官的,也是励精图治的,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后者我们想象一下:任何王朝,皇帝的权利跟大臣的权力之争都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明朝的皇帝在和大臣权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常常处于弱势: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祖制对皇帝的限制(御史台);另一方面是因为皇帝本身都是文官思想教育和培养出来的学生(每次天灾都是皇帝顶缸);更不用说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各个勋贵和地主豪强都已经坐大(从正德开始,欲收商税,屡次失败——美其名曰:不与民争利,商人的背后就是权贵和大地主;欲收地主税,直接受到上下官员抵制。在文官眼中:百姓是羊,而国家是朱家的,钱才是我自己的)。崇祯是想中兴,而那帮老油条成天在朝堂上为一已之私明争暗斗、借力使力,蹉跎岁月。而最开始相信了文官集团放弃了东厂和锦衣卫(国安局!最可靠的了解局势、掌控情报的机构),自已蒙上了自己的眼睛,上了文官的贼船。任何人在这个环境下,想不多疑都难。所以崇祯死前说,此皆文臣误我!mou朝都不能完全避免的事情,崇祯怎么能够避免呢?


崇祯的多疑,集中表现于他在位十七年,竟连换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尽管手下有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等大将,但非死即降,与崇祯的猜忌多疑脱不了干系。

1.崇祯的多疑源于与魏忠贤的斗争

崇祯即位之前,对魏忠贤是既害怕又痛恨,明面上讲,如果熹宗有子嗣,那么崇祯只能是第二顺位继承,可惜在一场大爆炸中,小太子居然被爆炸物砸中身亡了,于是明眼人都知道,朱由检这个看似柔弱的年轻人不出意外将继承大统。可以说天上掉下一个巨型馅饼,朱由检必须扛得住,不会被砸死,才能好好地享用他。

入主紫禁城,朱由检十七岁,剑不离身,自带干粮,对身边的一切都怀疑,魏公公也很识趣,当即送上四个大美女和春药,结果崇祯帝秋毫无犯,耐心等待机会,一一剪除阉党骨干,此后的几年里,甚至不惜动用锦衣卫加大整顿吏治的力度,由此放松了对串通后金间谍情报的收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起复东林党,处处受蒙蔽

熹宗临终前叮嘱崇祯,留下魏忠贤,必有大用。但是自信过头的崇祯帝认为,他的傻哥哥就是因为重用宦官,才导致朝堂乌烟瘴气,相反,那些东林党都是清流,结果打倒了阉党,权力失去平衡,东林党一家独大,所谓朝堂讽议、废除矿税,使得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极少得到靠谱实际的建议,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无用地“清谈”,就连平台召对的袁崇焕许下“五年平辽”居然也是为了哄皇帝大人开心,使得皇帝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大臣全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最典型的,崇祯不知道这群朝廷大员一边食国家俸禄,一边收着江南大地主、大商人的钱,鼓吹减免商业税,丝毫不顾国家财政困难,于是三大饷全都加到农民头上,以至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当然崇祯的多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天生刚愎自用,他无视他哥哥在位时的权力平衡之策,一上台就大刀阔斧,表面上力推改革,实际上是让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加速腐朽。

3.用人皆疑

崇祯扫除阉党、重用东林党,政治上不搞制衡,但在军事上却处处掣肘。除了即位之初对袁崇焕抱以充分信任,结果袁督师杀毛文龙、让金兵直抵京城,让他大失所望。往后他在军事上,几乎是动辄得咎。先是让“总督天下兵马”卢象升孤军奋战而死,甚至不追认名分,而后将孙传庭下狱,致使陕西局势日渐糜烂,随着他的心腹杨嗣昌所谓“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的破灭,崇祯又将全部精锐拉到关外送人头,大明的关宁军、天雄军、秦军等王牌就这样被来回消耗在后金与农民军之间,与崇祯多疑善变、无坚定的战略有关。

对比明宪宗,崇祯的水平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宪宗继位时同样面临着国家四面楚歌,蒙古人、流民、土司叛乱同时爆发,而宪宗竟坚定将十五万大军南下扫平荆楚、两广的叛乱,支持前方将领大胆的军事行动而不是随意撤换,方才换来国家中兴,甚至还发动了著名的成化犁庭,差点将爱新觉罗家赶尽杀绝。

崇祯在位,张献忠、李自成、皇太极,三个宿敌一个都没消灭,反而自己被踢出群,断送了大明江山。


很简单每天生活在满朝文武的骗局套路里想豁达都不可能

而且历史证明,崇祯的多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满朝文武皆卖国求荣之辈


能力不行,上来先搞废了自己的体系,当皇帝期间你查查换了多少内阁成员多少首辅,怎么保证政策的稳定和有效的实施,最后连想难逃都跑不了被官员架住,钱又收不上来,如果有钱赈灾李自成完全不是事,如果崇祯上来不扯淡维持住体系明朝不能说翻身维持个一代两代问题不大。


崇祯多疑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

首先具体体现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件阉党案!

崇祯在彻查阉党的时候,出现了大明第一次奇葩的情况!内阁判决阉党害死杨涟,左光斗的人犯为过失使人死亡,把钉子钉入杨涟的头顶,是过失?接着判决从犯就近从军,巨额罚款!更奇葩的是从犯很多都没到现场,在家喝着茶,所谓的巨额罚款就几千两白银!就这样结案了!崇祯只好亲自出马!

第二件事是,西北灾荒!崇祯从牙缝里弄了十万旦粮食去救灾!还没出北京就剩了八万,到了地方剩了五万,实际发给老百姓的五千!崇祯大怒,内阁判决户部带头贪污的主犯为失职之罪!就这样结案了!崇祯再次亲自出马!

这两件事情直接造成崇祯生性多疑!不要说崇祯,只要不是个傻子,都会多疑!

又有袁崇焕忽悠他五年平辽,私自议和,卖粮给蒙古,蒙古卖给后金,接个又杀了毛文龙!

崇祯时期财政困难,很多军队军饷自筹!很多将领变成了军阀!以左梁玉为首!情况与汉献帝时期已经很接近了!

大明的灭亡和崇祯关系不大,甚至崇祯还延缓了大明的灭亡!灭亡的原因也很多,制度问题,土地兼并,天灾人祸,瘟疫横行!等等!

总结起来,就是嘉靖万历埋祸根,天灾添油加醋,魏忠贤捡柴,党争火上浇油,然后烧死了崇祯,烧掉了大明!


崇祯多疑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崇祯也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后人评价其刚愎自用,生性多疑,那又是什么原因让崇祯这么多疑呢?崇祯的多疑和童年丧母有着很大的关系,崇祯的生母刘氏死后被秘葬在西山。朱由检5岁的时候问身边的近侍:“西山有刘娘娘的坟吗”?近侍答:“有”。朱由检便秘密带着纸钱前去祭奠。崇祯17岁当上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他的母亲,崇祯帝见到自己的母亲的画像,悲从心来,泪如泉涌。年幼丧母,复杂的宫廷纠葛让崇祯形成了孤僻多疑,刚愎自用的重要原因。

崇祯是怎样导致明朝亡国的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33岁的崇祯帝写下这段话后在煤山自缢。崇祯帝一直都认为是大臣们害了他,事实并非如此,明朝的灭完和崇祯的性格是脱不了关系的。

废除工商税

崇祯帝上台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了工商税,紧接着又加紧征收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工商税征收对象是富商,三项赋税主要是农民群体。崇祯帝还派军队到陕北加征税收,当时陕北天灾不断,民不聊生,这不是官逼民反吗?这个政策让国家财政上出了严重的问题,工商业高度发展,工商业阶层非常富裕,而国家主要税收还是依靠农业,国家严重入不敷出。

多疑的崇祯帝

崇祯帝拥有三个大将,即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他们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三个人最后都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袁崇焕因为受到崇祯帝的猜疑,被以谋反罪之名处以凌迟。孙传庭因引病告退,被崇祯帝革职入狱。卢象升因为崇祯帝疑心太重,在拥兵不到两万的情况下抵御皇太极命多尔衮的入侵,因兵少被围,战死河北。崇祯的猜疑性格,让其手下的大臣平时日里如履薄冰。在位17年就换掉了50个宰相,杀了7个总督,11个巡抚。14个兵部尚书几乎没有一个落得一个好下场。

以上种种都为亡国埋下了伏笔,哪怕万历帝,长达30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国家都能有条不紊的运转下去,可是到了以“勤政”知名的崇祯帝,却闹腾了17年,把国家都折腾没了。


崇祯帝多疑吗?

派太监监军和以文臣牵制武将,是明朝皇帝都喜欢干的事情。在仁宣时期,明朝就以镇守太监和文臣参赞军务,用以牵制武将,免得武将拥兵自重。

崇祯帝只不过走前人的老路罢了,但崇祯帝却学不到前人真正的帝王心术。

明末孙传庭和卢象升都是忠君爱国的典范,这两位名将是什么下场呢?

崇祯十二年,卢象升因为太监高起潜和大臣杨嗣昌的刁难,与清军力战而亡。

卢象升战死以后,家属请求朝廷抚恤,在杨嗣昌的干扰下,并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直到杨嗣昌死后,朝廷才对卢象升进行了追封。

崇祯十六年,孙传庭战死,崇祯帝却认为他是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

崇祯帝这般作为,岂不是寒了天下将士的心。不得不说,崇祯帝多疑在这些事情上,简直是太失败了。

崇祯帝不只是生性多疑,做不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是刚愎自用,他对于武将是疑神疑鬼的,对于朝廷的大臣,却分不清忠奸,像重用的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是奸臣。

平心而论崇祯帝的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肯定是加速了明朝灭亡。

但也不能全怪于崇祯帝一人身上,毕竟因为父亲泰昌帝的原因,崇祯帝并没有接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而且本来也就是一个信王而已。哥哥天启帝无子,只能选他上来了,指望一个业余藩王去干皇帝的差事,除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以外,换谁来做,都很困难的。

而且崇祯时期,明朝已是积重难返,崇祯帝是回天无力,并不能将亡国之因都怪于崇祯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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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肯定是多疑的,而且是猜疑与盲信并存。但是,崇祯多疑与明朝亡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明朝亡国另有其因。

童年阴影、藩王上位、乱世时局是崇祯皇帝多疑性格形成的三大因素。

皇帝本就是孤家寡人,可以说,多疑是皇帝的心理本能和必备属性。这本属正常,谁坐在那个位子上,都免不了多疑。

韩非子的学说,是帝王的必修课。对于臣下,韩非子认为君主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八奸》)。这明明白白告诉君主,对臣下就是要多疑,多加防备,时时警惕,以防大权旁落,导致亡君亡国。

但是,崇祯皇帝的多疑表现尤甚,这与崇祯皇帝的特殊际遇有很大关系。崇祯皇帝的多疑是怎样形成的?

一是童年阴影。我们知道,崇祯皇帝幼年即丧母,年少时宫中生活又备受歧视,长辈关爱缺失,这是崇祯皇帝形成猜忌多疑、刚愎自用性格的重要原因。

二是藩王上位。崇祯即位是由于天启帝早亡无子,他的皇位可以说捡来的,属于非正常上位。所有的藩王上位,几乎都带有天然的危险性,主要是因为缺少储君教育、缺乏宫中支持和朝中支撑。没有根基的皇帝,自然是危机重重,心存猜疑。崇祯正式以嗣皇帝的名义进入宫中,采取了最保险的措施:自带干粮和饮水,不敢食用宫中的任何饮食。这一事例充分说明,崇祯皇帝当时宫中无人,疑心病大发。

三是乱世时局。明末之时,政治生态由于皇帝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以及党争激烈,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且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已经不足以应对天灾和平乱平叛的额外需求,天灾人祸频发和军事不断失利的现实无不呈现乱世的局面。乱世需用重典,乱世呼唤改革,乱世需要放权,这些问题和挑战无不摆在作为皇帝的崇祯面前。错综复杂的局面,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这无疑加重了皇帝的疑心病。举一个例子,“己巳之变”的时候,袁崇焕要求关宁军入城,作为皇帝让不让军队进城?肯定是不让呀,一是没有这样的规矩,二是边军入城,皇帝的生死和大权肯定面临危险境地,其结果要么朝廷被胁迫与清朝签下城下之盟,要么皇帝权力被架空,要么改朝换代,期望袁崇焕及其关宁军只是老老实实抵抗清军只能是妄想。

崇祯皇帝还有一种重要特点是勤政,这其实与他的多疑性格也是紧密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勤政也是皇帝多疑心理的一种表现。历代皇帝中,勤政程度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非秦始皇、洪武帝、雍正帝莫属。那种极致的勤政,已经到了让臣下叫苦连天的程度。崇祯帝的勤政排名,估计也可以排到前十甚至前五。勤政,除了因为皇帝的责任感、事业心、权力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多疑。

明朝亡国不在于崇祯皇帝的多疑,而是另有其因。

一般而言,多疑不会导致亡国,毕竟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多疑的。因此,崇祯多疑与明朝亡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多疑不是导致崇祯无法控制朝局以致最终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

明朝亡国,崇祯皇帝作为掌舵者自然要负相当部分的责任。但崇祯的诸多失误,并最终成为亡国之君,主要不是因为其多疑,而是猜疑与盲信并存。是不是感觉很诧异?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他的性格就是一个矛盾体。崇祯皇帝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当明君,政治上偏信东林党大臣,即位后很快清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并自剪东厂绵衣卫势力,使得东林党一家独大,朝局失去平衡。在辽东问题上,盲目听信袁崇焕的忽悠大法,在大而无当的宁锦防线极大地消耗了财力、军力,以致整体军事部署出现失衡,即使在袁崇焕出现私自议和、卖粮资敌、矫诏杀帅的情况下仍然不改信重。后来又出现了对杨嗣昌的盲目信任,自己却和战不定,导致卢象升在巨鹿战死。到了最后的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向北京,崇祯皇帝仍然心存幻想相信吴三桂等军阀会及时勤王,而不是下决心南迁以图恢复。

明朝亡国,不是因为崇祯的多疑,也不是因为崇祯的失德,而是由于崇祯的猜疑、盲信并存导致的摇摆不定和刚愎自用;不是某一个皇帝或者大臣、将领造成的,也不是简单一个李自成等起义者多么能征善战或者皇太极等反叛者多么雄才伟略,而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关键人物不同选择而造成的综合结果;不是简单地归因于农民的起义,也不是单纯由于清朝的崛起,而是天灾人祸的叠加效应和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积重难返。

一个大国的灭亡,不大可能因为某一个简单的原因、某一个人的责任一下子就崩溃了。总之,明朝正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是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

《韩非子•亡征》在归纳了众多亡征之后是这样总结的: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明朝进入崇祯时期,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韩非子•亡征》中所总结分析的那样,“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虽有亡征却非必亡。真正的问题在于,此时的明朝没有一个“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以至无力度过天灾人祸叠加、各种问题频发的疾风骤雨一样的困难时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缺少一个或为皇帝或为重臣的强力改革者,没有这样一个力挽狂澜的伟大人物,明亡就是必然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可以当皇帝,我也可以当皇帝,皇帝只有一个而觊觎皇位的人无数,为了避免皇位丢失不得不时时处处提防着,开国皇帝杀功臣就是很好的例证。担心皇位丢失江山易主,因此多疑成了皇帝的专利。每个皇帝都有疑心,只是轻重不同,崇祯属于疑心较重的那种。

袁崇焕很有能力,宁锦大捷使明军士气大振,清兵不敢染指关宁防线。皇太极在对袁崇焕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听取汉人范文程建议,绕道蒙古部落翻越燕山入关,进攻大明。袁崇焕紧急驰援北京,由于出发紧急所带衣物给养很少,野外露营,将士们又冷又饿,袁崇焕请示崇祯让部队进城休息,崇祯担心袁崇焕有二心,不同意他进城。袁崇焕打了胜仗,清兵撤离,北京解围。离开北京前,皇太极散布谣言,说袁崇焕和皇太极达成协议,要里应外合灭大明,崇祯信了,于是杀了袁崇焕。这是崇祯二年的事儿。

袁崇焕有能力有忠心,是大明朝的柱石,支撑着大明半壁江山,袁崇焕被杀,大明江山塌了半边天。

孙传庭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不但打仗厉害,治理地方也很有一套。孙传庭崇祯九年任陕西巡抚,在陕西有一定根基,他却因此被怀疑丢掉了性命。

崇祯十五年,能打仗又有忠心的人都被崇祯逼死完了,这时想起了被他投入监狱的孙传庭,把他弄出来对付李自成。崇祯只给了孙传庭一万兵马,李自成有几十万部队,相差悬殊。朝廷没兵,孙传庭自己招兵,朝廷给的军饷不足,孙传庭自己筹饷。训练新兵和筹饷都需要时间,崇祯让孙传庭出关作战,孙传庭向他解释,崇祯不听,疑心孙传庭迟迟不出兵是想割据陕西,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他出潼关与中原的李自成决战。军饷不足,训练不成,部队哪有战斗力,被李自成打败,孙传庭战死。

孙传庭是最后一个可以拯救大明危局的人,所以民间有说法,孙传庭死大明朝亡。

崇祯疑心重,能拯救大明的人都被他害死了,亡国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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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大飞哥认为崇祯的多疑是幼年时期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幼年的崇祯皇帝,年仅5岁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刘选侍生生被父亲朱常洛赐死,年幼的朱由检就交给李康妃抚养,生在皇家,没有任何亲情可言,自己的父亲朱常洛虽然贵为太子,每天过得也是提心吊胆,心情郁闷,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太子之位,所以他的性格懦弱,心情也是压抑到了极点,心情自然而然的也就影响到了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小孩的心理可想而知。

在自己的亲生母亲被赐死后,年幼的朱由检更是感觉不到一丝的温暖,人的本能促使他思考怎样才能在这个深宫之中生存下来,而抚养他长大的就是明末“移宫案”的主角俗称“西李”的李康妃,李康妃深受明光宗朱常洛的宠幸,曾经活活逼死了明熹宗朱由校的亲生母亲王才人,为了上位,他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结成了攻守联盟,人品极差。当时朱由校和朱由检都由她抚养,从小长在这个环境中,被这样的养母养大,两个小孩整天战战兢兢,难有快乐之言,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害死,因此可以说童年生活的阴影深深影响了崇祯皇帝,形成了他多疑、偏执的性格。在这个环境中也使兄弟二人产生了非常好的感情,为日后朱由检继位做好了铺垫。

崇祯继位后三个月即铲除魏忠贤势力,成为崇祯朝的一大亮点,就在人们对这个新皇帝寄予厚望,期盼大明王朝迎来中兴的时候,一场自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席卷陕西全境的旱灾持续发生,加上朝廷对辽东用兵,加增辽饷,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揭竿而起。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起义渐成星火燎原之势,此外辽东战局吃紧,内忧外患煎熬着崇祯皇帝,他所面临的这个烂摊子自明朝建国以来未曾遇见,一系列重大变故深深考验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此时的他还不清楚这个帝国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帝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内忧而非外患,没有意识到庞大的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是导致这个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就连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面对文官集团都是放之任之,当年张居正改革时重用循吏,一度对这些个清流的文官实行打压,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文官势力再次崛起,终万历一朝,皇帝都很无奈,甚至选择不上朝作为抗议。天启时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实行了残酷的打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官集团的势力。崇祯继位后,赐死了魏忠贤,文官集团再次做大,面对国难,他们只是空放嘴炮,却拿不出实际行动。

而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疑心较重,急功近利,我们暂且不谈袁崇焕,后世对他的死争议太大。大将孙传庭、卢象升的战死都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当时崇祯的政策是安内必先攘外,他没有意识到农民军的危害,寄希望于松山一役,集中全部精锐,和后金决战,一举击溃后金后,集中力量回师关内,剿灭农民军,结果洪承畴在崇祯皇帝的压力下贸然出兵,导致全军覆没,洪承畴降清。自此大明再无可战之师,仅剩吴三桂守卫山海关,关外之地尽失。

而农民军也一路打到了北京城下,由于精锐力量在松山之战中丧失殆尽,李自成进军过程中几乎未遇到像样的抵抗,到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太晚了,满朝文武都拿不出办法,是打是和都没人敢说一句话,结果北京城破,崇祯吊死煤山,临时说到文臣误国,个个可杀,把所有的责任推倒了文官身上,崇祯皇帝的死,是明末最大的一个悲剧,造成这个悲剧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他自己。

在面对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进攻时,崇祯皇帝没有分清是攘外重要还是安内重要,清军数次入侵均被击溃,况且清军战斗力远在农民军之上,依据当时的防御体系,清军入侵动摇不了明的国本,当时应该集中力量消灭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而崇祯刚愎自用,他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听取前线将士的意见,一意孤行,急功近利,催促出兵,致使孙传庭在潼关失败、洪承畴在松山全军覆没,多次关乎帝国命运的重要战役失败崇祯皇帝要负很大的责任,另外,他的刻薄、寡恩、多疑的性格使很多人寒心,熊廷弼、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哪一位不是忠君为国,可到最后谁得到了好结果?不是生前被杀就是死后追责,在位期间他换了19位内阁首辅,平均在位时间不到一年,搞得人心浮动。这样的皇帝无怪乎明亡时君臣离心离德,人心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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