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有可以与《史记》媲美的史学著作吗?

中国有中国古文化,西方也有其古文化。非要比个所以,实属无聊。

在古希腊文化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荷马史诗》。它记载古时希腊城邦国家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城邦国家的战争。史诗以诗歌形式记载,曾经被认为神话。

后来,在二十世纪初,被一位执着者,在他通过经商获得巨大财富后。就带着信念,按《史诗》记载大致位置,在小亚细亚半岛(今土耳其)的某山村挖掘考古。在挖掘完一座大山后,差点儿使他放弃,在最后决定再尝试一下的一天,惊喜出现了,展现眼前的,正是《荷马史诗》记载的古特洛伊城。随着他的兴奋,古特洛伊城的街道一一展示出来。还挖掘出记载中传说的美女皇后Alan(海伦)的皇冠。

特洛伊战争中,它被战争击败的木马。虽然没有发现,而《史诗》记载的内容,却使几千年前的战争惨象,展示在现代人眼前。之后,“木马”作为带物(病毒)一词,就成为电脑技术的某个名词。

西方人对《荷马史诗》的评价极其之高。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名为荷马的盲人记载。而且,荷马生活的时代,与特洛伊战争相隔达几百年之距。古特洛伊城的发现,是世界人民的珍贵礼物。当然,《荷马史诗》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没有。但欧洲人很伟大自文艺复兴后见到文字通记的中国史记后,开始:今天你加点,明天他添点的有了同中国史记一样甚至高出中国史记的历史。这同中国近现代文人都揭古中国短呈相背相反的态式,因而,近代后的城镇人厌烦中国向住外国,而欧洲人则自感自伟大。证明是:有现代知识者认定自已是“黑眼晴.黄皮肤的身躯.欧美人的脑子”的特殊人。认可不。


这个真没有,《史记》,史官记史,司马迁本为史官,专职修史,是任务,史官以真实为本,形成了传统,为保真,司马迁还受了刑。所以,司马迁没有作假的动机,《史记》主体为真实历史,可能有少数传承之类引起的误传。现在的史学家还不如司马迁。而西方,并没有史官,《荷马史诗》只能与《格萨尔王》相比,其虽也来源真实历史,但通俗演义都算不上,大概和封神演义相类,有些人物和有些地名大概是真的。事情也仿佛有。真实度不到一半。非实史,当小说、神话差不多,不是历史证据,只是相关参考文献。在西方人看来粘点文字的都差不多,因为挖出来的文字就和史诗差不多,本来非史,又反映了历史,猜神仙,凑出一段事就是历史了。人家也真没办法。猜多了,自己都信了。


提到古代西方的主要历史学家,有三个人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最高: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古罗马的塔西佗。

希罗多德(前484——425),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史学名著《历史》的作者。《历史》记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共9卷,按内容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5卷第28章写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历史、地理、民俗等,第二部分5卷第29章起,主要写BC478年之前阶段的波希战争。《历史》生动地介绍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等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展示了古代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生活图景,宛如古代社会一部小型“百科全书。”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的第一座丰碑,为西方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因此早在古罗马时期,思想家西塞罗(Cicero)就称他为“史学之祖”。

修昔底德(前460—396),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让其青史留名的是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前期至公元前411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在其叙述中十分注意克制个人的好恶,尽量做到“客观”和“公正”,尽量以平实、白描的笔法描述人事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因其著作中的详实证据,客观分析,被称为“历史科学”之父。

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的极盛时期,也是古希腊文化的最灿烂时期。伯里克利等人的演说,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利斯等人的戏剧,诡辩派的哲学,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希波克拉底的医学,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他的著作提供了及其丰富的史实,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前人所未有的丰富多彩。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比起前期的历史著作更加成熟,代表了罗马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编年史》是他晚年封笔之作,是他最具特色、最精采的一部著作。《编年史》主要记载了从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至公元68年著名昏君尼禄死去半个世纪之间的罗马历史。内容包括罗马早期帝国时代的专制统治、政治变故、权力斗争、对外战争、君王生活等等,基本上是罗马帝国早期的一部政治史。在这里塔西佗也简要回顾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总结了帝制产生、巩固的过程,并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个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塔西佗从一开始就强调“既不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的自觉意识。所以他在著述实践中力求做到秉笔直书,因而他的著作其史料价值相对比较高。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在西方,可以与《史记》相媲美的史学巨著当属《苏维托尼乌斯史记》,而这部通史的作者苏维托尼乌斯在很多方面也与太史公司马迁有不少相似之处。

在罗马帝国最繁荣的时期,也就是哈德良大帝在位期间,政府高官苏维托尼乌斯开始撰写以一系列始自朱利乌斯凯撒时期的传记体通史代表作为《罗马十二元首纪》和《名人列传》等著作。但是苏维托尼乌斯本人却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搜集并保存史料,使之不被忘却,他不仅记载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也记录下了自己所怀疑的东西。

罗马大竞技场,据说当竞技场坍塌之日,罗马就会烟消云散。诚如斯言,罗马的荣耀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世界。

正如他在《罗马十二元首纪•圣克劳德纪》中所讲的那样:“我记录下这个说法主要是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有这个可能。”所以他并不像大多数历史学家那样去考察、研究、解析历史,而只是把史料按时间顺序或类别做出一个排列,而并没有做出什么政治或伦理上的推论。这一原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也就是说,在司马迁或苏维托尼乌斯看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其首要任务就是是在于保存史料,之后才是像塔西佗那样做严肃性的分析或像司马光那样对历史寻找出一个统驭性的伦理主题。

此外,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的史书也都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二者的文风都是简洁的、明白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和雄辩的溢词。但在措辞上确实十分准确的,极具表现力。而其中经常穿插的戏剧性片段也总是恰如其分出现,绝不会对总的风格造成突兀之感。

和《史记》一样,苏维托尼乌斯的史书成为后世西方传记史书的典范,不仅从阿米尼乌斯《罗马末世繁华录》可以看到影响,在中世纪的艾因哈德《查理大帝纪》和直到近现代的史传也都在享受着苏维托尼乌斯的恩典。

哈德良行宫,苏维托尼乌斯曾经在此度过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


感谢邀请。

我的观点如下——司马迁及其《史记》,毫无疑问是名垂千古的。抹煞这一点,如果是国人,无异是数典忘祖。客观地说,古代西方,也有著名的史学家及著作——咱们尊重史实,不干妄自尊大的事。西方古代的史学著作,可以拿来与《史记》进行比较研究。但这是严肃的学术课题。这里只能谈些个人的管见。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详。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完成《史记》全书——共130篇,526500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影响极为巨大。

与司马迁差不多年代的,有六个比较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集中在古希腊和罗马。楼上已有高人介绍了三个,这里就简略地介绍,没说过的多说一点儿。

按照年代先后来排——第一个,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30或前420),古希腊历史学家。

他出身名门,所著希波战争史为西方古代第一部夹叙夹议的史书,名为《历史》,共9卷。其中第2卷,详述了他对埃及的考察。

他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提出问题,然后收集揭示这一问题的资料,最后得出结论——不过他也承认,这是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影响而形成的观点。

他的贡献还包扩——在对埃及的研究中,第一个系统论述了历史时期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明确地划出了历史与史前史的分界线。

鉴于此,西方史学界认为,“他对历史学的贡献,在古代西方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综括一切的能力也是后来的人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所不足的是,“希罗多德并不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他对神灵和天理同样信仰,对超自然的宗教观点很少怀疑。他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在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夹杂着许多虚妄的成分”——这也是西方史学界对他的评价。第二个,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以前-前404以后),被称作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是雅典人,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军事上、政治上,特别是心理上,论述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的战争。西方学界称,他对所有西方后来的历史学家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8卷,叙述到公元前411年秋即突然中断,距战争结束还有6年半以上的时间。他的写作分3个步聚——首先是记录事件的发生情况;其次是整理记录按年代顺序编排;最后进行补充和润色。在他的8卷著作中,记述十年战争和雅典对西西里的远征部分,已经过最后加工。

修昔底德的《战争史》被西方称道,是因为这部著作被认为是一部信史,其中包含了很多作者亲身的经历——这被认为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最重要功绩。

另外,修昔底徳不仅论述战争的政治因素,而且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两种不同性格之间的冲突——富于创新和革命精神的雅典人,与小心謹慎,“既不因胜利而狂喜也不因挫折而悲观”的伯罗奔尼撒人(尤其是斯巴达人)的争斗。

他还重视战争的技术问题,对战争的各个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他被西方学界称作是“典型的雅典学者,文笔凝重、明快而简练”,以“公正的态度解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第三个,波利比奥斯(约公元前200-约前118)又译波里比阿,被称为是西方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他是古希腊人,著名政治家之子,公元前133年以后撰写《努曼西亚战争史》。他以《通史》40卷确立了自已的名声。这部著作,叙述从汉尼拔的西班牙战役到彼得那战役53年间(公元前220-前168),罗马主宰世界的历史。

波利比奥斯提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和校勘文献,熟悉有关的地理情况,获得一定的政治经验。三者之中以后两者最为重要。

他本人不仅具备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而且曾经漫游整个地中海地区及以外地区。

第四个,萨卢斯特(公元前86-前35或前34),罗马政治家,与李维、塔西陀并称罗马三大历史学家。

他生于意大利中部,大概属贵族。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喀提林战争》,以罗马野心家喀提林的阴谋为主题,揭露罗马政治的腐败。他的第二部历史著作《朱古达战争》,其中详细探讨了党派斗争的起源。他还写了《历史》(只存残篇)一书,叙述公元前78-前67年间的罗马历史,仍以党派斗争为中心内容。第五个,李维(公元前64或前59-公元17)罗马3大历史学家之ー。

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公元前29年,因计划写罗马史迁居罗马。他的罗马史共142卷,从罗马城奠基写起,其中11-20卷、46-142卷已佚失。

他从个人和道德的观点看待历史的进程。并与塔西佗共同奠定了新的历史叙述风格。李维创造了一种灵活多变的文体,古代评论家昆提利安说这种文体“象奶汁一样富于营养”。李维说:“当我叙述古代的事迹时,我的心也成为古代的了”。

第六个,塔西佗(约56-约120),罗马帝国高级官员,罗马三大历史学家之一。西方学界称,他“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

他出生于高卢南部,受过良好教育。公元98年发表《日耳曼尼亚志》,记述菜茵河上罗马边界地区的状况。他着重指出日耳曼部落的淳朴道德和原始陋习。他说,如果这些部落一致行动,将对罗马的高卢地区构成威胁——这部历史地理学著作已进入了政治领域。他的主要著作《历史》,从公元69年加尔巴当政写起,到96年图密善逝世为止,全书分为12卷或14卷。他还写作了《编年史》,现存1-4卷和部分残余,全书应为16卷或18卷。关于以上六位和司马迁比较的个人管见。

正如文初所说,严肃的学术比较研究,交给专家学者们去做,这里只是简单地讲讲个人看法。

从记叙历史来说,六个人和司马迁都伟大,因为没有他们,现在的我们,可能对他们生活的年代一无所知。然而从时间跨度来说,这六个人就远远比不上司马先生了——《史记》记载了3000年的历史,这六个人,最多的六七百年,短的也就几十年。正因为如此,咱们现在还可以争论一下夏朝是不是真的存在;黄帝的出生地和墓地在哪里等等。这六个西方史学大咖,没给他们的后人留这种机会。

从是否“信史”来说,这六位,除了最早的第一个稍差,其余五人还是可以和老司马PK一下的。难得的是,司马迁严谨的治史态度,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证明了《史记》作为“信史”的高度可信性——这是必须考虑到《史记》的时间跨度的——不是几十年、几百年的记载可信,而是数千年,这才彰显其价值。

从历史著述类型来说,六个人大部分著述的是战争史、断代史,这是不好与《史记》比较的。《史记》是通史,纵贯3000年,涵盖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论及所有重要历史“国度”、评介所有历史关键人物、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详而不繁、简而不漏,极其难能可贵也。这是当时的那六位不可比拟的——专家们也会同意我这个看法。

再从文本体例上来说,司马迁所采用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体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当然,再早的中国史书可能也这么写,只是因为“焚书”,后人看不到了——但仔细想想,司马迁把3000年的历史,按照这个体例,给出了明确清晰的纵坐标和横坐标,科学至极。以上六位,也只是塔西陀算是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但也浅尝辄止。

所以最后,我斗胆地说一句,这六位史学家也很伟大,但他们的著述,比起司马迁的《史记》,还是稍逊了一筹。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评价太精确。

(图片来自网络)


原始地址:/tuijian/98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