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竹书记年，因为它是早期记录，史记较晚
欣赴小蜜之约
先说看法
如果《竹书纪年》中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完全可信，根本就没必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搞什么“断代工程”，《竹书》就有编年。
如果《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关于三代的事都不足完全采信，没有文字记录的远古时期的事当然更不足采信。《竹书纪年》出土自魏襄王墓，是晋、魏史官编写的史书。时人写时事，自然，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可信度很高。
《史记》成书于西汉，晚于《竹书》一百多年，对距其时三千年的上古时期来说，这种早、晚没什么意义。
就如刘锣锅讲康熙肯定比我讲的更翔实，讲盘古嘛，就不见得了，看谁脑洞更大呗
三卿分晋，方有赵、韩、魏
如果说太史公有立场(不过，好象太史公真没啥立场，对割了他蛋蛋的武帝的评价总的来说还是褒大于贬)，不见得魏国史官就没有立场。《竹书》记载，伊尹流放太甲，篡位称王，太甲潜逃，回来杀了伊尹，重夺王位。
近代出土的甲古文却显示，在商代，伊尹是“师权”的象征，对其祭祀的规格很高，伊尹的后人也拥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
《竹书》中最颠覆认知的莫过于对“禅让”的否定，“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同为三晋之一的韩国国君之子，法家代表人物之一，阴谋论专家~韩非子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阴谋
一个洗白政变，弑君无罪的阴谋
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而奸臣欲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韩非子.说疑》
这段话常常被人“断章”，拿来佐证《竹书》的记载，殊不知，说“舜逼尧……”这段话的人却恰好是韩非子认为的“奸臣”，不过是以得位之后的“仁政”来洗白“弑君篡位”的行为，意即古之四位贤明之王虽然以暴乱之兵弑君篡位，但得位后恩威并施，天下人仍然称他们是明君。以此证明“篡位”的“合法性”。
韩非子进一步认为，这种篡位合法的理论造成了现实中的恶果
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杀其君也”，奸臣闻此，然举耳以为是也。
故内构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
韩非子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以古喻今，洗白篡位之事，或者为篡位作舆论准备，就是“舜逼尧……”的由来。
韩非子认为贤明君主应该能做到
“圣王明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尧、舜、禹、汤正是数千年来口口相传的明君
阴谋论的祖师爷都认为《竹书》关于“禅让”的记载才是真正的阴谋，凭什么说《竹书》更可信呢？
傻呀？？？
补丁
麻烦各位看完内容好吗？文中一再强调《竹书》关于周的部分翔实可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其中关于上古的部分就真实。
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平民看的，鉴于韩非子的身份和思想，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现在的部落酋长也不乏全体成员推举或前任酋长指定，与“禅让”没有根本区别。
《清华简》是西周时期的编年纪要，与《竹书》相互印证不足为奇。就像《联播》与《日报》，内容往往一致，但也不能证明二者关于上古的说法就是真实的。
从资料传承来说《竹书》可信度比史记高。周有典藏室王子朝之乱，藏库十之存一。秦取周器，项羽咸阳一把大火，王朝官史又能留下来多少？所以史记的资料来呀多来自于民间典籍，俗称野史。魏史源于诸侯史，传承自晋室公史，加上六卿轮流执政时期，基本上晋史三家摸的十之八九应该是有的。另外魏史可信的一点是魏后来取了宋地，灭了宋王室，宋是殷商移民，自有传承，相比周公室史的很多说法自有可取之处吧
我认为历史有三。1真实历史（历史真实发生。这个不得知）2记录历史而（史书，正史野史。但谁也不能确定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原版。史书在传承会有遗失、遗漏、篡改。为圣者讳，为尊着讳。因为史家也是人，在写史过程中难免会带有个人情感，还有就是政治原因。1史家会删史料例如甲，做了十件好事八件坏事。史家写史时只记录了那八件坏事。这样我们后人看史就会觉得甲这人太坏了。2只记后果没有记前因，比如史书上讲甲拿刀要杀乙，乙为自保把甲杀了。我们就会觉乙也是不得已。如果前面加上乙强暴了甲老婆呢？史书在几千年传承中难免会有遗失遗漏。像尚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不是原文。秦朝有人藏在墙中，但日久残了。凭残本和记忆重写。西晋八王之乱尚书又遗失，东晋人把尚书献给东晋皇帝。例如曹操曾问蔡文姫：你父亲收藏很多古书，现在还记得吗？蔡讲：当年父亲收四千余卷，因战乱都遗失了。我现在只记得四百卷。曹操让写出来。)3推理历史（依史书和推理。古代研究历史没有现代那么便利，但现代很多史书失传。推理就是根据不同史书和事情符不符合常规。例如：明史明武宗跟蒙古小明王十万人大战数天，明史讲斩杀对方几十人。空手打架都不止，何况拿着刀。又例如宋史岳飞传：金国金兀术讲：岳少保八百骑破吾十万。我认岳飞是很历害，但没历害到八百人打败金人十万吧）
谁更真实难说，很多人拿竹纪年记录关于尧舜禹是逼位跟史记的禅让不同来反驳史记。竹书纪年是魏襄王的陪葬品，魏襄王大约公元前300死，史记大约是公元前120年。双方相差两百年，但记录两三千年前的事。三千年跟三千二年有什么不同？难道谁近谁就真？那么我们现代人更没资格说了。必竟我们距黄帝四五千年。在近现代信息流通那么发达的事况下，我们连近一百年的事情都有很多还没搞清楚。看看以前的教科书又有多少是真的。以前东北王张作霖讲是小曰本炸的，现在央视又据所谓的解密档案是苏联人干的。一个人死两次，值了。德国入侵波兰私毫不提苏联跟德国瓜分波兰。当年波兰一万军官给苏联毙了。全世界却在说是德国人干的。(苏联解体前公开档案)
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有很高真实的。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好像也并没有流传开。也未影响到史记的地位。史记记的是明面上的，竹书纪年是暗面上的。就像汉禅让于魏让于西晋东晋让南宋让南齐让南梁让南陈，北周让隋让唐。请问都是真的禅让吗？？？
汉朝时曾有次辩论，论商汤周武是革命是、顺天意还是谋逆、逆天意？（商汤取代夏朝，周武王取代商朝）说革命吧，以后有人效法革汉朝的命是不是也是顺天意？？？说谋逆、逆天意吧，将置汉太祖高皇帝和诸位功勋于何地？（刘邦起义反秦）到了后面反别的朝代的是革命顺天意，反我通通拉去砍头。所以历朝历代都认司马迁禅让说。（为圣者讳，为尊者讳）小明跟皇帝说:陛下你要效法尧舜这样的贤君。皇帝讲:那是自然。小明又讲:他们都禅让了。皇帝:来人把小明五马分尸。
史记很多内容都在近现代考古挖掘中的商周青铜器的记录相符合。例如史记记载孙膑留有兵法世传。但一直以来没有见过这本书。四十年前挖掘的汉墓发现了写在竹上的孙膑兵法。
摘取史记竹书纪年跟史记五帝部分对比下：竹书纪年：黄帝：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史记：黄帝：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竹书纪年帝尧：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
帝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史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後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
帝禹：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忧龙哉。”龙于是曳尾而逝。
（竹书纪年更像神话小说）
竹书纪年：黄帝在位一百年，帝颛顼高阳氏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帝喾高辛氏在位六十三年。帝尧在位一百年。帝舜在位五十年。史记：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史记：帝尧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竹书纪年：三年，舜即天子之位。这个跟史记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对的上
竹书纪年帝禹在位四十五年。（史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竹书纪年史记本人持怀疑态，个个都太长寿了吧。竹书纪年个个近过百岁，史记尧舜近百岁。
竹书纪年五帝纪两千多字，史记六千多字。竹书纪年就纪年详细点，其余反不如史记详细。
竹书纪年自西晋发现以来，当时晋武帝并末毁而是让人重新翻译抄写。二千年来遗失不少，清人更指责明人伪之。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伪作数不胜数。竹书纪年的作用是更能检验史记左传春秋的真伪或者说接接近真像。中国文字博大精深，语气不同多一字少一字意思不同。并不是谁先成书谁就更真实。拿公元200年刘备向曹操请命去打袁术，叛曹占据徐州这事来讲。三国志：先主杀徐州刺史，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郡县多叛曹操为先主，众数数万。曹操派刘贷王忠击之不克。五年曹操东征先主，先主败绩。而成书在三国志之前的魏书：候骑卒至，言曹公自来。刘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我认为刘备确实认为曹操大敌是袁绍，不会亲自来。刘备确实去看了，也确实跑了。但刘备是战败而跑。当年曹操打徐州陶谦，刘备数千人马就敢击曹操救徐州。现在众数数万，难道一战都不敢？何必弃众而跑？如果怕曹操怕到看见麾就跑，那来的胆叛曹）就跟现在的抗日剧，一女的给十几个小日本强X。然后瞬间穿好裤子，秒杀小迫子。有这能力，前面就好动手了。
史记大部分内容都是战国至汉武。帝，竹书纪年大部分内容都是战国春秋的。左传春秋讲述周平王至战国前，之后有战国策。总得来说这段时间史料比较少，除了记录不便主要还是战争和秦统一后毁灭各国史料有关。
很多人讲竹书纪年成书于史记之前更真实，我觉得不是这样说的。史记三分之二的内容集中在二百年内。大史公自序讲：父子相续篡其职。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相比竹书纪年只是魏晋一家之言。史记在历代评价最高。
历史的真伪不能凭一史书。前面讲过史书在传承过程会有遗漏，遗失。例如尚书，在秦朝时丢失。汉朝流传下来的只是残篇。西晋永嘉之乱又再失，东晋人把尚书重新献给当朝统治者。可以说是残篇再残篇。竹书纪年在流传两千年问也是遗失不少，再者是西晋发现的。春秋战国可是十几种文字，在翻译过程未必能完全翻译原来的意思。春秋战国时当时有位国君是篡位得来的，让史官改。不改杀了，换人再不改又杀了。史官的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尊敬。但五千年来那么多史官，也不尽然是那么有骨气的吧。有时候保命要紧，也有些拍统治马拍的。再者史官也是人，也会带有轻微个人情感。史家虽然大多不会编故事，但能选故事删故事顺序调换。像三国志魏主曹奂率军去剿杀司马昭的事，就删的一干二净。三国志三少帝经：高贵乡卒。（魏氏春秋讲：司马昭问陈泰怎么办。陈泰讲唯有诛杀贾充以谢下天下。司马昭再问还有更办法吗。陈泰讲没有。干宝晋纪记录也差不多。习齿凿汉晋春秋更是记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氏春秋透露着司马昭弑君。首罪为贾充，却只杀成济等人。干习两人是东晋人）
我的结论是：正史也不尽然是真也有假的错误的地方（为圣者讳，为尊者讳。春秋笔法）野史也不尽然是假的，也有真的地方。
《竹书纪年》是魏国编纂的，带有学派色彩，真实性肯定不如《史记》。
竹书成书于战国中期，是在河西学派影响下编纂的，某种意义上是反春秋的，属于新派著作。而《史记》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的力作，不可同日而语。
河西学派是儒家子夏学派和法家合流形成的新学派，该学派出了初期最著名的改革家吴起，而后长期主导魏国政局。在此背景下，《竹书纪年》对历史有个新看法，主要是法家思想解释历史事件。
最著名的例子是【尧之末年德衰，舜囚尧】、【帝放尧于平阳】等惊世骇俗的记录。实际上，这是法家学派对上古政治的理解，只是一家之言。
近年出现的《清华简~保训》记载则相反，其中提到舜帝一直在尧帝的关照下成长，直至让位给舜。《清华简》属于楚国史书。同样的，赵国史书《世本》也没有说到阴谋论。
所以，《竹书纪年》很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历史教科书，其真实性不如《史记》远甚。
竹书记年属于孤证，孤证不立。要是有相应的考古发掘作为印证，才可信。史记属于正史，如果你有所怀疑，那么就要有相对应的证据来证明他的错误，在没有证据前，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他是真实的。真实的历史在于我们不断的考证，这条路是慢长的，我们都应该为此付出努力，而不是想当然的拍脑袋张口就来。我相信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将来，我们终将揭示历史的真相。
哪个内容更真实？这其实是问哪个事实判断更符合实情。从内容而言都记录了真实。如尧后为舜继为禹，史记与竹书都记载了这一传承顺序，也即二者都认为此顺序为真实事件（虽然现代相当部分人认为是传说神话），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这一事件的判断，一者认为是禅让，另一者认为是篡逆，这就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判断。孰是孰非？这就牵涉到编著者占有资料的多寡、记录者个人的价值观立场等等。可以确定的是，史记、竹书两者都是在参阅多种史料基础上编著的，这些史料或许有直接记录的或许有辗转传闻的，各自立场和内容肯定都有不同，史记和竹书也肯定依自己判断做了筛选录用，至于到如今也同样需要我们再做判断罢了。你说孰真孰假？那你觉得，尧舜禹相继是真是假呢？
一是看辅料，看史要看多方面的，参照对比。第二是看其前后逻辑。
很巧，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竹书记年》亡轶过程的史评文章，对这个问题还算有些发言权。《竹书记年》是魏国史官记述的，与传统正史大相径庭的一部上古史书，很多甚至可以说惊世骇俗，比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这曾在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引进过巨大争议，那么，《竹书记年》和《史记》为代表的先秦史籍的记载哪个为真呢？
在古代传统史学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很难解答，因为以书证史，单纯靠史籍来证明历史就陷入自我证明的困境中。最多说“孤例不证”，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幸好现代考古学发展进步巨大，已经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了。这就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史籍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考证史实。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尹放太甲的故事。伊尹身为商汤的顾命重臣，辅佐太甲，太甲不成器乱政，于是给伊尹囚禁桐宫三年，后改过自新，伊尹又放太甲出来重新为商王，并作《太甲》三篇记于《尚书》之中。而《古本竹书记年》则说太甲杀伊尹，这两本书记载截然相反。而事实是：太甲重新当上商王后又统治了12年去世，他的儿子沃丁即位八年后，伊尹才去世，死后藏于洛阳偃师槐庙附近，也就是当时的商都亳。如果真要是太甲诛伊尹，必然会诛灭家族，怎么能还葬在亳都？更重要的是，甲骨文和文献相互印证，证明伊尹一直受到历代商王的隆重祭祀，乱臣贼子怎么可能会被商汤，太甲的子孙们敬重？可见《竹书记年》的记载肯定是错误的。
再加上《史记·商本纪》的记叙和世系与出土甲骨文（商王朝的第一手官方资料）大致一致，足以证明《史记》的可信性。当然，其中因为各种原因的谬误难免，但在现在的史料范围内，《竹书记年》不足以推翻《史记》记述，当可无疑。
作为一个曾学过历史的历史学学渣，我认为两者没有可比性。两部都属于历史著作，内容真实性也都没法考证。我个人的观点是没法比较，因为谁都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毕竟没法穿越过去考证，因此只能相互印证与推断。
何谓真实？真实是与客观事实相符，不是假的，是确切清楚的。而历史只能是相对的真实，到底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和史书记载的一样或者完全一样，这个没人知道。
司马迁是个好同志，我相信他的人品，但是关于两本史书的评判与对比，我认为不能看人品。
《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为国人所撰的一部编年史，开通史之先河。南宋后《竹书纪年》亡佚，后来考古发现，今本为王国维编辑校订本。《竹书纪年》有古今两个版本，属于编年体通史体裁，普遍评价是立场客观。但是因为时间年代旧远，原本亡佚，版本存在不小差异，因此没有获得史学家的一致认可，至今都没有归入正史史书的行列。只是作为辅助资料来弥补史料的不足。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编撰的纪传体通史，是大家之作，在历史学界有很高的声誉。《史记》属于正史之列，是二十四史之一。《史记》大家都知道的，作为一个历史学渣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简单对比一下两本史书，似乎《史记》显得更正规，毕竟属于正史嘛，而《竹书纪年》版本不一，连位列正史的资格都没有。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史记》就比《竹书纪年》在内容上更真实呢？我想说，别傻了，这两本书不一样。我认为它们俩没有可比性，主要理由如下：
时间与内容不一样：两本书编撰的时间与记录的起始时间与内容范围都不一样。《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编撰的，《竹书纪年》记述的主要是夏至战国的历史；而《史记》是西汉司马迁编著《史记》用了14年，《史记》记述的内容涵盖上古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计3000多年的历史。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单论两本书共同记录的重叠历史部分，我个人更相信《竹书纪年》，毕竟它更接近与当时的年代。
体裁与编修性质不一样。《竹书纪年》属于私人撰述编年体通史，《史记》属于官修史书，属于纪传体通史。不要认为私人撰述的史书就不如官修的史书的真实，我个人也相信司马迁的人品，但是我不相信古代官府就不存在神兽——比如河里的螃蟹。再者，编年体是一年一年的记录，而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主。虽然我很相信司马迁的人品，但是我看过史记，文笔太好了！文笔好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文艺青年，因此司马迁是个文艺青年，许多事情也难免主观和感性。再加上，现实的不公，文艺青年即使秉笔直书，那许多东西也不能直接写，所以暗讽也是经常的。因此，我不认为两者有可比性，谁更真很难说。
太过久远的历史缺乏考据，真实性不能主观臆断。对于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基本很肯定和确定，但是对于古代史我们只能用相互印证与历史考古相结合来推断。对于古代史，我们的态度是信史与疑史并存。郭沫若曾说过”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我部分赞同郭沫若的观点，毕竟历史是由人来编撰修著的，而人是感性的，还有官府与皇帝也是有私心的，所以历史的真相只会是半遮半掩的小姑娘，真实性是相对的。所以，《竹书纪年》与《史记》不等于历史客观，它们只是对于历史客观的一部分记述，两者的真实性都有待考证，所以就没有谁比谁更真的说法。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毕竟我也只是一个历史学渣，并不是历史学者或者专家。还是那句话，司马迁是个好同志！我个人相信司马迁的人品，但是关于历史的记述，我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所以，我的观点依旧是《竹书纪年》与《史记》两部史书的内容真实性没有可比性，无法考证。
司马迁是个文艺青年，我也是，或许你也是！欢迎关注文人鬼，我说自己的观点，写自己的书。
公元3世纪，即西晋咸宁年间，“摸金校尉”（盗墓贼）不准，发现了一座战国大墓，墓主人乃是战国魏襄王。
不准在魏襄王墓中收获颇丰，盗墓界因此而震动，魏襄王墓被盗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最终传到了官府。
于是官府将墓葬封锁，并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这些都是当时不准看不上的东西，还被他拿来当作燃物照明。但是对于史学家们来说，墓葬里面任何带有文字的东西，那都是最珍贵的宝贝。
消息传到皇宫，晋武帝司马炎非常重视，立即派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以及一大批学者前往清理研究。最后他们将散乱的竹简定次排序，选取有价值的信息，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编成了《汲冢书》，即《竹书纪年》。
这是一本由魏国史官编撰的史书，大致是记载了三皇五帝到魏襄王期间的历史，其成书年限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大概200年。
虽然其中一部分被不准给烧了，只余下十三篇，但也是非常宝贵的史料了。
仅仅是其成书时间比《史记》早这一点，就足以让其在史学界获得超高的地位！
但事实上，《竹书纪年》在中国史学界长期不被人可，甚至是被当作一本异书，而禁止传播。
究其原因，乃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与《史记》大相径庭，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历史观。
我不妨举几个例子：
1、尧舜禹不是禅让
众所周知，“尧舜禹”在《史记》乃是禅让传位，贤者居之，传位一段佳话，更是让我们对于那段历史有着美好的向往。但是在《竹书纪年》里，每一次“禅让”都是一次血腥的政变。舜是超级大反派，他囚禁了尧，并最后将其杀死，夺取其帝位，占有了他的家眷。
而夏地的禹因为不服舜的统治，起兵反抗，并最终将舜击败，成为了新的首领。失败的舜被流放到苍梧，并死在了那里。
2、伊尹不是贤臣
《史记》中记载伊尹，乃是的一代贤臣，当时商王太甲无道，伊尹便夺了他的权力，代替其治理国家。三年后，太甲痛改前非，伊尹又立马还争于他，并尽心辅佐。
在《竹书纪年》中，这是一场国王与国相的权力之争，先是伊尹政变夺权，放逐商王太甲。三年后，太甲潜回国都，杀掉了伊尹，重新夺回了权力。
3、武王伐纣非正义
《史记》中记载武王伐纣乃是正义之战，当时纣王无道，周武王姬发联合天下诸侯共讨之。并在牧野之战中得到奴隶们的支持，成功推翻了暴政。
在《竹书纪年》中，商周本就敌对，周文王姬昌就是在与商朝的战斗中失败被俘，然后囚于朝歌。而武王伐纣，其实就是两大势力为了争夺天下的一场战争。而且当时乃是周武王乘商朝主力征讨东夷，国内空虚，发兵攻打，最终灭亡了商朝。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史记》彷佛就是经历了两段完全不同的历史。
谁是谁非，不得而知！
虽然《竹书纪年》成书时间早，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定就是真的！
因为其成书背景乃是战国时期，而且还是靠篡权夺位这样不正当手段立国的魏国，三家分晋，以下克上，完全背离礼制。这和《竹书纪年》中的阴谋政变如出一辙。
因为按照《竹书纪年》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以下克上，乃自古有之，上古时代就是血腥的政变。
如此一来，其三家分晋，以下克上，就可以说是顺天下大势而为，合理合法，无需受到道德的谴责。
所以出于宣扬合法性的目的，其史官很可能会在魏王的授意下，篡改历史。
更重要的是原本的竹简已经失传，现存的无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今本竹书纪年》，都是后来编的，《古本》是宋代编的，《今本》是清代编的，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但话说回来，《竹书纪年》确实要比《史记》更加的符合人性。要知道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茹毛饮血的上古时代，缺乏生产物资、缺乏道德支撑、杀戮和鲜血才应该是主旋律。而《史记》中的上古先民们，远比后人来得高尚、儒雅，很是神奇。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竹书纪年》还会被封杀？
其实原因很简单：历史服务于政治！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时代，《史记》被奉为史家正朔，得到了统治者们认可。那么其他的学说理论，只要是和儒家相违背的，那就是异端，需要打压。
《竹书纪年》出现在了一个儒家学者们主导史学界的时代，打破了儒家建立的古代历史体系，自然不会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