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的人，都是有自己价值观的人，都是有所倾向的人，无法做到绝对客观。《春秋》、《左传》、《诗经》等等伟大的著作无不是倾注作者的感情。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正史的写法，为后世的断代史提供写作的基础，后来的正史基本上都是按照司马迁的写作方式进行写作完成，可以说是一出手就立了个标杆。司马迁是个人著史，司马迁又因为仗义执言而遭到宫刑，如果没有伟大的理想，他也不可能忍辱偷生。他把满腔的悲愤都化成文字写进了《史记》中，虽然他的评论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
这可能涉及到司马迁的民族观和政治理念。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司马迁认为匈奴是夏部落的一个分支，实际与匈奴同宗同源。司马迁为何被处以宫刑，就是因为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所认可的武将求情说话，但是却遭到了汉武帝的严厉斥责，并被处以宫刑。司马迁对于卫青，霍去病是极其蔑视的。司马迁作为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奉者，对于民族观念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对于真正领军北击匈奴的卫青和霍去病抱有很大的偏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卫青和霍去病并非单靠自己的军功而成长起来的。
他们都是外戚集团的一员。另一方面，卫青和霍去病，尤其是霍去病在领兵打仗之时，丝毫不体恤下属和当地民众，只以战争胜负论成败，不计损失。这在司马迁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仁义之师领兵将帅是绝不会像卫青和霍去病这样一般。可以说，司马迁的仁义是小仁，而并非涉及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仁大义。在统一国家建立之后，第一个反击匈奴的的是秦始皇的得力将领蒙恬。司马迁对于蒙恬的描述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是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之后，蒙恬北伐匈奴。这在司马迁看来是蒙恬的过错。
按照司马迁的儒家理念，此时蒙恬应当上书秦始皇休养生息，而非对匈奴进行大战，北击匈奴成功之后，蒙恬转手开始连接各国防御工事组成万里长城，在司马迁看来，又是不值得提倡之举。丝毫没有提出长城在守卫华夏民族内部安定的关键战略作用。在长城修好之后，司马迁又以损坏华夏龙脉为由，大肆贬低秦始皇和蒙恬。在蒙田被赐死，司马迁借由记录的手法，从蒙恬口中，述说蒙恬的罪状，因修长城造成30万劳力不得返回家乡，以此作为蒙恬罪状可悲可笑之极。
毫无疑问，对待北方匈奴，长城和反击匈奴这几件事而言，司马迁的历史观和立场是绝对有问题的。毕竟司马迁本身的政治理念就是反对反击匈奴，在他看来，反击匈奴会耗损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民不聊生。再加上自己也是因为反对反击匈奴，并为名将开脱，导致自身遭受宫刑，因此暂且不论司马迁对其他的历史评价究竟如何？至少对于匈奴，对于长城，对于反击匈奴的历代将帅而言，司马迁都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人的轻视和不满。相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对于这三个反击匈奴的著名秦汉将领则推崇备至。
其实曹操也是有民族大义和民族观的人，在三国鼎立的这一周期之内，我们更多的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主要描述的是这三个国家的建立过程和之间的军事斗争。但是曹操其实更将北方边患是所头等大事。如果没有蒙恬所修筑的长城。曹操将无处着力。到那时如果匈奴大举入侵，中华大地将不会有三国魏晋这一段历史，五胡乱华的事件，在汉朝末年的就会上演。因此在曹操看来，卫青，霍去病，蒙恬和长城。正是华夏能够正常存续的关键。
在曹操看来，此三人居功至伟。但是在司马迁看来却是劳民伤财。不得不说，司马迁何其迂阔偏激。当然他也是人，在写《史记》的过程当中，也将自己的生平遭遇和自己的立场，写入了史书当中，成为其史论的一大污点。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记述了汉武帝太初年四年前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叙述简明生动，就像现在的口语诗风，看似一些简明干扁的字词，读起来却尤如万马奔腾，亦或涛涛江水滾滚而来，不得不激情澎湃。
《史记》成功描写了众多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把帝王拉下神坛，当人来写，真正做到了将历史、人物、主题有机地统一，把历史人物形象写得栩栩如生。
司马迁注入《史记》的个人感情类似孔子的春秋笔法——站在中正的立场，客观地看待人和事。作者在《史记》中始终惯一个思想宗旨：犀利的笔法，直言不讳；不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左右；始终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体现了司马迁独到的看法。
司马迁独特的思想与他受不公正的刑法也有关系。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带三万骑兵，李陵带五千骑兵分头攻打匈奴。李陵兵30天到达蒙古与匈奴兵遭遇，被匈奴三万兵包围，杀敌数千，匈奴王大惊，增兵八万，李陵兵士死伤过半，被迫投降。朝会上，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判重刑。这次遭遇，司马迁的心里，客观正义之火，燎原之燃烧，从而烧出了《史记》。
归结而言，司马迁写作《史记》，有三种基本态度/情感：
1.史官“秉笔直书”的正义感；
2.自居于较高精神地位的自尊感；
3.在残酷命运中不屈服的独立性与批判精神；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恰如其分。《史记》凝聚了太史公司马迁全部的心血，这既是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也是对自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践行。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情感的，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处处都透露出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也可以把这种情感称之为个人的好恶。比如司马迁对于项羽就极为推崇，对于法家的商鞅就认为他刻薄寡恩。这些都是司马迁作为一个儒者本身的认识上的限制，是不能克服的，但是司马迁做为伟大的史学家，对于史料的精挑细选和客观求真精神是不容置疑的。每一部伟大的作品背后，都是作者不屈的灵魂与现实碰撞出的火花，璀璨夺目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因此《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文学经典，本来在汉代史学和文学就是不分家的。因此说太史公司马迁是一位史学巨匠的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不为过。因为个人情感的融入，《史记》读起来才显得更加有趣和引人入胜。可以豪不夸张的讲，没有了个人情感的融入，《史记》则不能称之为巨著，不过是一般记录历史的书籍而已。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之志，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史记》的写作已基本完成.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迁修史
司马迁修史初期，旨在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并弘扬有汉一带的精神，把修史看作是“明圣盛德”、述“功臣史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但是经过李陵之祸以后，他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他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机，认为自己也属于发奋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郁闷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赞颂，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多怨刺的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创伤所作的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