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司马光没有关系。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是北宋的，世代为宦，20岁时中进士甲第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著有《资治通鉴》。。司马迁字子长，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光和司马迁的关系就像我和李世民的关系，同姓不同名。
司马作为上古官职，掌管武装人马的武官，若论得姓始祖，抛开后世的赐姓改姓，他们可能同宗，但已不可考。因此他们的共性就是籍贯是相隔不远的秦晋之地，都是史学家，各有一部代表史学代表作。
司马迁是西汉史学家、散文家，任太史令。因为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被俘降敌上言辩护，惹怒武帝被处宫刑。但他没有绝望自暴自弃，而是依据宫藏典籍、民间史稿经过整理，著作成一部自三皇五帝自本朝的传记体史学巨著—《史记》（太史公书）。这是以一己之力完成的记载三千多年历史的史书，其中出于史官责任心严谨的态度汇编了大量史实，对于无从考证的事情几乎没有胡编乱造。虽然后世有人认为其是一家之言，对史记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太史公的历史专业性和贡献。
司马光是自太史公九百多年后的又一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正是小学课本里砸缸那位。司马光自仁宗朝进士及第进入仕途后由于政见属于保守派，在神宗朝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宋神宗时期不得志。出任御史台，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编年体史学名著，上起战国，下至宋朝的政军经史要义，论述为官治国之道。哲宗朝启用为相，一上台就全面否定和推翻王安石新法，北宋失去了改革中兴的机会。
两司马总的来说都是出官入仕的史学大家，文学史上也都有一定的造诣和地位。不能以今天的观点去评论他们各自身处朝代的认知局限性。
除了都姓司马，职业都是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影响深渊，成为现代人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文献。
至于其他的几乎没什么关系了，而且两个人生活的时代相差久远，一个是西汉时代，一个是北宋时期，足足相差一千多年的时间，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司马光坐过北宋的宰相，走进北宋权力中枢，位极人臣，成为一代权臣。而司马迁只是一个太史令编纂史书，也做过中书令，成为汉武帝的高级顾问，但始终没有掌握实权。可能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至于其他的就是细枝末叶了。如果论两个人我比较喜欢
哪个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司马迁这个历史人物多些。相比司马光的保守，刻板迂腐，司马迁更显得豁达大度，思想开放些。历史上的司马光和司马迁没有直接关系，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生活在宋朝，是一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生活在西汉时期，是一位史学家、散文家。两个人生活的年代相距近一千年。
1、司马迁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2、司马光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
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
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西汉的司马迁与北宋的司马光被统称为史学两司马“，两人之间具体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既没有关系，又是有关系的。揣摩题主之一，是想知道既然两个人都姓司马，那么两人之间有没有血缘关系吧？那么司马光会是司马迁的后裔吗？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会问，司马迁不是受了宫刑吗，就是被那个啥了，怎么会有子女呢。当然，被惨无人道的咔嚓了的确是不会留下后代的，这里是有个时间顺序的，司马迁在被施以腐刑的时候早已娶妻生子，所以是有子女的，有两儿一女。在司马迁获罪被抓之后，两个儿子跟随母亲逃亡并改了姓。
依据史料的记载，司马迁的祖上是周朝的太史，在上古尧舜时期就是主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功绩显著的。而司马光依据其自述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而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懿之家族是帝高阳之子重黎的后裔，从远古到商代世袭夏官的职位，后来夏官这一官职改为了司马，其先祖因功受到周王室的恩赐以官职司马作为了族姓。所以司马迁的司马氏与司马光的司马氏之间是没有血脉关系的，唯一的相同就是都姓司马了，然而此司马非彼司马。
既然二人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有什么间接的关系了嘞，在史学界两人还真有点关系。司马迁终其一生所著的鸿篇巨著《史记》为前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没有之一。而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通贯古今，是历来各朝各代帝王的案头书。《史记》与《资治通鉴》被并称为”史学双壁“。
司马光是魏晋时期司马懿三弟司马孚的后代，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说“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司马孚就是得知高贵乡公曹髦被杀，痛哭要求惩罚凶手的那个人。他还要求以王的礼仪埋葬曹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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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孚没有参与司马昭的篡位行为，一直以魏国臣子身份自居。司马光继承了先祖正直传统。司马孚和司马迁远祖都是程伯林甫。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任职大司马，《国语·楚语下》重黎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战国时代司马氏分了三个支系，分别是卫国一系，秦国一系，赵国一系。赵国一系祖先是司马蒯聩，司马懿司马孚就是他的后代。秦国一系祖先是司马错，司马迁就是他的后代。
八世祖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高祖司马昌——曾祖司马毋怿——祖父司马喜——父亲司马谈——司马迁
司马蒯聩——玄孙司马卬——司马懿高祖父司马钧——曾祖父司马量——祖父司马儁——父亲司马防——司马孚
因此司马迁司马光不是一系的司马氏，他们亲缘关系不大。
司马迁写了《史记》，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一个是纪传体史书，一个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史记》的写作目的都是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先秦部分也大量参考了《史记》，某种意义上司马光发扬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
谢谢邀请。
史学界有“千古两司马”之说，但是，这两个人除了都姓“司马”、都写了一部传世历史巨著外，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甚至再进一步说，两人无论从人品、文品、官品等各方面都判若云泥。
一、修史者的人格不同
司马迁，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首先是一个耿介孤高的人，其次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不懂政治，不避权贵，人格独立，所以他修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刘向）”。他为史取材广泛，态度严肃认真，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历14年，写下了这部旷古绝今的《史记》。
司马光，他首先是一个政客，其次才勉强算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一生，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他的一生，维护道统、反对革新。他也时而抗争，但不会挑战领导的底线；他也仗义执言，但会适可而止。他是领导眼中的道德“完人”，是地主阶级完美“代言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维护者，是“体制”的最坚固藩篱。所以，这样一个人能写出什么样的历史真实？
二、修史的背景不同
《史记》没有国家背景，且为司马迁个人独立完成。作为太史世家，修一部传世之作一直是家族夙愿，更是其父司马谈的一大遗愿。司马谈痛于春秋以来王道废弛，典籍散轶，临死前专门嘱托“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是子承父志，属于家族和个人宏愿，并非官方的硬性要求。
《资治通鉴》则为官修，不仅有北宋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撑，更有一个修史班子给司马光服务。宋神宗还为此拨付给司马光一笔数额庞大的专项资金，专门用于修史日常，可以说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经史典籍的相关资料应有尽有、予取予求。如果说司马迁的修史过程是苦行僧的话，那么司马光的修史过程则是官办“新马泰十日游”。
三、两部著作的经历不同
《史记》从出生到面世再到传世可谓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先是武帝刘彻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对司马迁历来就有成见，所以，这部绝世大作一直隐而不发，直到司马迁死后三十年才在其外孙杨恽的推荐和宣帝刘病已主持下重见天日。但是，由于过于直白和不留情面，让历代统治阶级又恨又怕，所以它引起世人的绝对重视却要一直到唐朝时古文运动的兴起时才得以实现。
《资治通鉴》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首先，司马光是奉旨修史。俗话说“盛世修书”，像宋太宗的《太平御览》、明成祖的《永乐大典》和乾隆的《四库全书》，《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其次，它一发行就成为皇帝“教科书”，交给神宗后就得到一笔厚赏，然后大行天下。
四、两部著作的体例不同
《史记》除了是一部史学巨著外，它同时还兼具文学性和艺术性，尤其是其散文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属于独树一帜。像最为人称道的《项羽本纪》，它不仅用历史风格详实地记载了楚汉相争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还以活泼、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出了“西楚霸王”项羽纵横捭阖却时不我予的经典悲剧英雄形象，其风格为历代文学家所借鉴。
《资治通鉴》则是一部中规中矩、措辞严谨的历史作品。读来像司马光其人一样学究气息浓郁，一板一眼，合丝入缝，如木之朽，如日之暮，给人以死气沉沉之感。
五、两部著作的风格不同
作者人品性格影响并决定了作品的风格。
《史记》自由而张扬，处处体现着质疑和批判，既恪守着儒家的伦理，又遵从着“道法自然”，从历史和人性角度出发，不偏不倚，客观公允。
《资治通鉴》则完全从官方角度出发，处处维护正统，小心翼翼，四平八稳，对封建伦理、社会秩序不敢有丝毫触碰和僭越，真正把历史写成了一部恭恭敬敬的“帝王家谱”。
六、两部作品的境界不同
《史记》，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然后才能“知行合一”。司马迁自20岁时，就从京师长安出发游历全国，数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中原、江南等大半个中国，了解风土，采集传闻，不仅得到第一手资料，开阔了心胸和视野，更造就了《史记》一书的俯仰生姿和气象万千。所以五代十国时期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资治通鉴》则属于纯粹的闭门造车，如果说《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智慧的结晶，那么《资治通鉴》只是司马光对已有史料的汇总和篡改。
七、修史者的心灵不同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修史的基本原则和最高境界。而《史记》，则是中国史学界最后一部敢于秉笔直书的著作。
自秦以降，随着君权的逐步强化，包括史学界在内的所有人开始依附于皇权而存在，渐渐失去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史学著作也开始任人修饰和雕琢，“为尊者讳”、“为贤者隐”，处处充满领导意志，最后完全沦为统治阶级的玩物。虽然后来的史书均为后世所修，但出于“官官相护”的原因，还是美化大大多于丑化。两部著作最明显的区别是，作为当事人，司马迁把《史记》一直写到当政的汉武帝，且多有贬词。甚至作为汉帝国最大的敌人，西楚霸王项羽更被提到了帝王的高度大书特书（本纪）；而《资治通鉴》则极为“乖巧”地仅写至五代十国后周显德五年，也就是公元958年，对本朝历史只字不提，更无所谓人物臧否，“完美”地避开了可能把自己陷入“以文获罪”的坑——多么的谨慎，多么的恭顺，多么的明哲保身——所谓史学“两司马”，如此把两人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对太史公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