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下态度和求证方式，司马迁为了记录事实被除夕宫刑，为了真实付出的代价不可为不大;汉代以前的历史求证方式都是四处走访，主要是民宿传说，当时是没有系统化的书籍文字记录的，只能靠一辈辈的口口相传。
因此，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环境下，做到了真实的极致。
提问者要问的是史记的记载内容是否是历史事实吗？
笔者记得以前看过，说司马迁年少时游历四方，探访古迹，听当地人讲说当地传说历史。
后来著书立说，当年曾经听人讲述的故事也好，传说也好也是其写作素材的一部分。不可否认，司马迁的文笔是真的优美。如果说写的都是史实，我看也不尽然。
比如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这只能靠想象来推定。上个世纪我国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因为在实证方面资料不足，国际上不承认夏和商的存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大多靠文字记述，而出土的资料有时候和正统史学表述存在很大差异，你说谁是真谁是假？这很难断定。
我是六菠萝，闽南小生一枚。
只要是认为书写的历史，都会带上主观的色彩。
而司马迁也不例外，在史书中他也是褒贬不一的。对刘邦的缺点也讲了不少，对失败者项羽和汉将李陵也大加赞扬。
所以，那些尽量不带感情色彩的史书尚且不完全真实，更何况司马迁。
但司马迁写的历史，大部分都是有真实历史的，只是细节不同而已。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书界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创造了正史的体例，就好像是在Word里创建了文档格式，不符合这个格式的连打都打不开，就别说让人读了。但如果据此就说史记是完完全全百分百可靠的历史真实，却也不足为信，原因很简单，这部书毕竟只是司马迁一人搜集整理资料完成的历史巨著，绝大部分文字也是由司马迁个人完成的，尽管他具备两代史官的特殊身份，尽管他有着极为严谨的治史态度，也并不能完全保证所搜集的资料就是绝对完整，同时也不能保证所褒贬人物就完完全全没有个人情感。
同时，史记里有意思的事情是对于人物对谈的描述都是如同亲临现场一样，很明显，司马迁当时不在现场，那个时候也绝对没有留声机和录音笔，可是司马迁能够写的合情合理而且活灵活现，完全符合后来的发展结局，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能力。对于当时就存在的不同说法，司马迁也根据自己作为史官的独特眼光，对于史料进行了合理的取舍，比如说到秦王嬴政的身世，在秦始皇本纪里就说他是庄襄王的儿子，而在吕不韦列传里，说法就似乎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一样了，两种说法同时存在，把判断就留给了读者了。在苏秦张仪的列传里，这两个人的年代也很值得考究。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里，也并没有说这就是天下唯一正史，而是说自己的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我们读史记也完全没有必要把它当成是历史的绝对真实，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历史许多重大事件的评论员文章，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家之言，也基本代表了长久我们这个国家对历史的一个基本看法，也是很有学习价值的。
首先，治史一定都是有态度的。但是我们要看他的出发点，而不是纠结于对错。当时书写和记录的手段都不完善，这对于资料的留存是致命的。司马迁治史的态度相当严谨，《史记》中的所有的记录都是有根有据（有些我们现在见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经过司马迁的严格筛选辨别，对于不能断定的则都记录下来（如《老子韩非列传》中记录了三个“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怀疑的《史记》中别无参考的孤证被后来新资料的发现所证实（如《殷本纪》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细节描写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当然也有个别被当前出土的新资料所证伪的记录（如苏秦、张仪的故事），但这主要是司马迁在资料不多时只能依照当时不可被识别的错误史料所致。错误一定在所难免，但很大程度是因为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自身的史学修为，系统的整理了之前上至五帝的记载（这就是为什么他没从三皇说起），他会把合理的（有对有错）都记录下来，为后世留存，不然现在我们连质疑都不知道质疑什么。
下面具体展开来谈。
司马迁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来创作《史记》的，被称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包括很多他父亲司马谈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谈史记必然绕不开《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这两篇文章，其中记录了很多工作细节和工作态度。
《史记》中有很多远古时的记载不见于当前可见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临其境的细节描写，这些都不禁让读者质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历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会不会在史学与文学的交界处跑偏了。从古至今，对《史记》真实性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观点，他说《史记》的资料先天不足，文学性大于史学性，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转述）。
其实对《史记》怀疑的根源是对《史记》中史料来源的怀疑，也即是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么多，他的依据是什么。
上古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很少，春秋战国期间对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经过“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而更像是神话而离事实可能很远，又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等对文献资料毁灭性打击的文化灾难。汉兴以来，今文学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传，古文学派倡导的古文经书的真伪历来都是争论不息，怎么保证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是真实而没有经过曲解、错讹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史官传统，史官所记录的史料还可以算作客观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乱，项羽、刘邦这类草莽英雄肯定不会随行带上史官记录自己的言行，而《史记》在这个时期记载的细节却相当丰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太史公据当时已经近百年了，他记录这些细节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口述（即便是这些口述也是经过了好几代的转述），而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经过当事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或多或少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饰过的，能保证客观可信吗？
同时，《史记》中还记录了很多宫廷秘闻的细节（如荆轲刺秦王、赵高说李斯），这些记载的根据何在呢？
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念头起，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史记》中原始史料的主要来源有：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献。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106种（张大可《载于<史记&;中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图书分类法划分，涵盖了经史子集各类。至今，这些典籍半数都已亡佚，而且这并不是说《史记》中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中还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汉以后就亡佚了，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无从知晓。仅从今天我们所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秦汉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
司马迁所见史料很多后世已经亡佚，司马迁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但这也造成了“孤证难立”的尴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世系表，不见于其他存世史料，长期以来学界并不能确定该记载是否真实，被很多人所怀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说明司马迁在写作《殷本纪》时一定有所根据（司马迁不可能见过甲骨文），而他所依据的史料现在已经亡佚了，所以《史记》中的记载就成了“孤证”了。
对于几条史料相互矛盾，难以辨别孰是孰非的时候，司马迁选择把它们都记录下来，而不随意剪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把他所知的各种关于老子的说法都记录了下来，因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这几种记载为后世老子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这也说明了司马迁严谨的治学态度。
《史记》中也引用了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史料。司马迁描写的战国纵横家四处游说的场景很为生动，尤其以《苏秦张仪列传》最为传奇，这一部分主要依据《战国策》（《战国策》是由司马迁之后的刘向整理成书的，但司马迁应该看过未整理成书的相关原始资料）。但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年代约为公元前195年前后）就有未见于通行《战国策》的内容，证明张仪在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开始在诸侯间活跃起来的，所以史记中苏秦激怒张仪的和其他他们二人同台的故事就目前看来是与此不符的。《战国策》中的记录是错误的，《史记》也就跟着错了，这其实算是《战国策》作者犯的错误。由于《史记》中大量引用了《战国策》，《史记》中的战国部分可靠性就打了折扣，这一部分历史要根据考古资料来重建。
同时，《史记》还运用了大量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虽然没有成书，但史料价值并不亚于典籍，它们没有经过加工，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亡之后，刘邦入咸阳，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如果项羽先入咸阳，可能就像阿房宫一样付之一炬了），这些“图书”包括郡县分布、各地形势（图）、户籍资料、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制度文本已经军情、朝议、巡游、封禅等重大活动之记录。这些资料不但成为后来汉王朝统治帝国、征收赋税的基础，也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为有这些可靠而详细的原始史料，司马迁才能做到在《史记》中“其言秦汉详矣”。
2.游历访古，实地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运用文献的基础上，司马迁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并把它们有选择地运用于《史记》之中。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一直也是大家怀疑的重点。司马迁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德》、《帝系姓》“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论。由其访古问故，确定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治学态度相当严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运势变迁，家族和封国的兴衰起落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作用。如他在《淮阴侯（韩信）列传》中表现了韩信的大志俊才，就与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贫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而又实地考察故地后大有感概有关。
3.身与其事，亲见耳闻
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代担任太史令，故他们在为许多“当代”人物立传时，由于这些人或作古未久，所经历的事情也发生未远，有很多更是亲身参与、耳闻目睹，所以可信度很高。
司马迁随从汉武帝参加过封禅大典，也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这就保证了《封禅书》和《孝武本纪》的可靠性。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当与他亲身参与有关。同时他还随从武帝巡视黄河决口，亲身参与“负薪塞宣房”的劳动，这也保证了《河渠书》的可靠性。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将军列传》、《韩长孺列传》等当代史司马迁更是耳熟能详，还亲身经历了“李陵之祸”，自然相当可靠。
4.经过多代转述的口述材料（此节参考李开元先生《秦崩》、《楚亡》中观点甚多，也见于李开元先生在三联韬奋书店的公开课《乌江自刎：<史记&;中的口述史》）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或其后代转述）的口述，民间流传的掌故，有些可以找到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
《史记》中记录战国战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中记载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就是“吾纹冯王孙曰”而得；《刺客列传》中详尽记录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当事人，秦始皇（当时应该叫秦王政）的御医夏无且一直活到了汉代，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讲给了司马谈，这类例证还有很多。
当然，口述史里会包括一些口述者（或转述者）或多或少做的对自己有利的修饰，我们相信司马迁是经过甄辨和提炼才运用的，应该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个问题是由于司马迁不可能对所有当事人（或其后代）进行访谈，从不同的对象那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也参差不齐，所以这就造成了史料上的详略不匀，有的重大事件写得很简略，而很多小事却非常详尽（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就造成了在《史记》中留下记录的多少不是看当事人的贡献大小，而是看有多少史料被保存下来。如在《项羽本纪》的最后一部分：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
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对于这么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楚汉大决战，决定胜负的垓下之战具体过程写的很简略，而战前刘邦如何邀约韩信、彭越，战后汉军追击、项羽“乌江自刎”的具体细节写得非常清楚，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也是《史记》最为悲壮精彩的一幕之一。
在这次大决战中，留下姓名出场次数最多的是项羽，他是传主，这是再自然不过了。而排名第二的是一个叫杨喜的人，他出场了两次，而他当时只是一个骑兵小将领，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并不英勇，还被项羽“瞋目而叱“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这也是张飞长坂坡故事的原型），却被记录的如此详细，而追击部队的首长灌婴也只是出现了个名字而已。
杨喜因为抢得了项羽尸体一部分而封侯，这也是他人生的巅峰，之前默默无闻的杨家因此而开始发迹，到了杨喜的第四代孙杨敞，就已经官居丞相了。杨敞是西汉名相，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弘农杨氏的一世祖，出了杨震、杨修、杨素、杨炯、杨万里等一系列历史名人和我这个当代二逼，之后连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想攀上这个家世以提高身价，可见有多么显赫了。
杨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常常被人忽略，他是司马迁的女婿。现在看这一切都变得合理了，杨喜当年追击项羽而起家的光荣事迹（当然这其实并不算光荣，项羽活着的时候被吓得六神无主，项羽自刎后他倒是抢尸体抢得很带劲）被杨家时代流传下来，作为杨敞岳父的司马迁自然也就知道得很清楚，于是就把这些细节写进了《史记》，按照知乎的说法，这应该叫“私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司马迁历史细节写作的史料来源。杨喜经历了追击项羽的全过程，虽然他的视角有限，但他也可以通过询问战友、审讯战俘等方式细致地了解本次行动的全过程，这也能说明司马迁对这一事件细节了解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在鸿门宴中大放异彩的樊哙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而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樊哙闯帐生吃彘肩挽救刘邦于危难之中的确是大功一件，而像樊哙这样一个粗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比张良还要果决，面对项羽慷慨陈词，让人有一种“开挂”的即视感。同样我们可以发现樊哙在整个《史记》中出场次数很多，不但在《樊郦滕灌列传》中，还见于《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关于他的细节描写还要多于功劳比他大的周勃。我们可以发现在《绛侯周勃世家》中，在高祖在世时只是周勃一生的功绩的流水账（这些都可以在官方档案中找到），到了铲除诸吕后，才有了些详细的记载，那是因为周勃是铲除诸吕再造汉室的大功臣，不能不着重记录。周勃、周亚夫父子两代人都是汉室的大功臣，周勃罢相后低调去世，周亚夫更是因功高震主被汉景帝陷害致死，周家从此便销声匿迹，关于周勃早期的口述史也就不容易被司马迁采集到了。
樊哙比周勃就幸运多了，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司马迁说：
孝惠六年，樊哙卒，谥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伉代侯九岁，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婘属，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岁卒，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诏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广夺侯为庶人，国除。
......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樊他广虽然被免去了爵位降为平民，但他还是有机会和司马迁进行细致而深入地交流，因此樊哙的很多细节的口述史就能被保留在《史记》中了。
先放出我个人的结论：
首先，治史一定都是有态度的。但是我们要看他的出发点，而不是纠结于对错。当时书写和记录的手段都不完善，这对于资料的留存是致命的。司马迁治史的态度相当严谨，《史记》中的所有的记录都是有根有据（有些我们现在见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经过司马迁的严格筛选辨别，对于不能断定的则都记录下来（如《老子韩非列传》中记录了三个“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怀疑的《史记》中别无参考的孤证被后来新资料的发现所证实（如《殷本纪》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细节描写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当然也有个别被当前出土的新资料所证伪的记录（如苏秦、张仪的故事），但这主要是司马迁在资料不多时只能依照当时不可被识别的错误史料所致。错误一定在所难免，但很大程度是因为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自身的史学修为，系统的整理了之前上至五帝的记载（这就是为什么他没从三皇说起），他会把合理的（有对有错）都记录下来，为后世留存，不然现在我们连质疑都不知道质疑什么。
下面具体展开来谈。
司马迁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来创作《史记》的，被称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包括很多他父亲司马谈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谈史记必然绕不开《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这两篇文章，其中记录了很多工作细节和工作态度。
《史记》中有很多远古时的记载不见于当前可见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临其境的细节描写，这些都不禁让读者质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历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会不会在史学与文学的交界处跑偏了。从古至今，对《史记》真实性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观点，他说《史记》的资料先天不足，文学性大于史学性，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转述）。
其实对《史记》怀疑的根源是对《史记》中史料来源的怀疑，也即是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么多，他的依据是什么。
上古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很少，春秋战国期间对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经过“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而更像是神话而离事实可能很远，又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等对文献资料毁灭性打击的文化灾难。汉兴以来，今文学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传，古文学派倡导的古文经书的真伪历来都是争论不息，怎么保证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是真实而没有经过曲解、错讹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史官传统，史官所记录的史料还可以算作客观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乱，项羽、刘邦这类草莽英雄肯定不会随行带上史官记录自己的言行，而《史记》在这个时期记载的细节却相当丰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太史公据当时已经近百年了，他记录这些细节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口述（即便是这些口述也是经过了好几代的转述），而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经过当事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或多或少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饰过的，能保证客观可信吗？
同时，《史记》中还记录了很多宫廷秘闻的细节（如荆轲刺秦王、赵高说李斯），这些记载的根据何在呢？
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念头起，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史记》中原始史料的主要来源有：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献。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106种（张大可《载于<史记&;中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图书分类法划分，涵盖了经史子集各类。至今，这些典籍半数都已亡佚，而且这并不是说《史记》中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中还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汉以后就亡佚了，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无从知晓。仅从今天我们所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秦汉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
司马迁所见史料很多后世已经亡佚，司马迁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但这也造成了“孤证难立”的尴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世系表，不见于其他存世史料，长期以来学界并不能确定该记载是否真实，被很多人所怀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说明司马迁在写作《殷本纪》时一定有所根据（司马迁不可能见过甲骨文），而他所依据的史料现在已经亡佚了，所以《史记》中的记载就成了“孤证”了。
对于几条史料相互矛盾，难以辨别孰是孰非的时候，司马迁选择把它们都记录下来，而不随意剪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把他所知的各种关于老子的说法都记录了下来，因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这几种记载为后世老子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这也说明了司马迁严谨的治学态度。
《史记》中也引用了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史料。司马迁描写的战国纵横家四处游说的场景很为生动，尤其以《苏秦张仪列传》最为传奇，这一部分主要依据《战国策》（《战国策》是由司马迁之后的刘向整理成书的，但司马迁应该看过未整理成书的相关原始资料）。但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年代约为公元前195年前后）就有未见于通行《战国策》的内容，证明张仪在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开始在诸侯间活跃起来的，所以史记中苏秦激怒张仪的和其他他们二人同台的故事就目前看来是与此不符的。《战国策》中的记录是错误的，《史记》也就跟着错了，这其实算是《战国策》作者犯的错误。由于《史记》中大量引用了《战国策》，《史记》中的战国部分可靠性就打了折扣，这一部分历史要根据考古资料来重建。
同时，《史记》还运用了大量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虽然没有成书，但史料价值并不亚于典籍，它们没有经过加工，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亡之后，刘邦入咸阳，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如果项羽先入咸阳，可能就像阿房宫一样付之一炬了），这些“图书”包括郡县分布、各地形势（图）、户籍资料、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制度文本已经军情、朝议、巡游、封禅等重大活动之记录。这些资料不但成为后来汉王朝统治帝国、征收赋税的基础，也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为有这些可靠而详细的原始史料，司马迁才能做到在《史记》中“其言秦汉详矣”。
2.游历访古，实地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运用文献的基础上，司马迁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并把它们有选择地运用于《史记》之中。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一直也是大家怀疑的重点。司马迁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德》、《帝系姓》“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论。由其访古问故，确定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治学态度相当严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运势变迁，家族和封国的兴衰起落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作用。如他在《淮阴侯（韩信）列传》中表现了韩信的大志俊才，就与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贫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而又实地考察故地后大有感概有关。
3.身与其事，亲见耳闻
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代担任太史令，故他们在为许多“当代”人物立传时，由于这些人或作古未久，所经历的事情也发生未远，有很多更是亲身参与、耳闻目睹，所以可信度很高。
司马迁随从汉武帝参加过封禅大典，也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这就保证了《封禅书》和《孝武本纪》的可靠性。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当与他亲身参与有关。同时他还随从武帝巡视黄河决口，亲身参与“负薪塞宣房”的劳动，这也保证了《河渠书》的可靠性。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将军列传》、《韩长孺列传》等当代史司马迁更是耳熟能详，还亲身经历了“李陵之祸”，自然相当可靠。
4.经过多代转述的口述材料（此节参考李开元先生《秦崩》、《楚亡》中观点甚多，也见于李开元先生在三联韬奋书店的公开课《乌江自刎：<史记&;中的口述史》）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包括当事人（或其后代转述）的口述，民间流传的掌故，有些可以找到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
《史记》中记录战国战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中记载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就是“吾纹冯王孙曰”而得；《刺客列传》中详尽记录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当事人，秦始皇（当时应该叫秦王政）的御医夏无且一直活到了汉代，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讲给了司马谈，这类例证还有很多。
当然，口述史里会包括一些口述者（或转述者）或多或少做的对自己有利的修饰，我们相信司马迁是经过甄辨和提炼才运用的，应该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个问题是由于司马迁不可能对所有当事人（或其后代）进行访谈，从不同的对象那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也参差不齐，所以这就造成了史料上的详略不匀，有的重大事件写得很简略，而很多小事却非常详尽（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就造成了在《史记》中留下记录的多少不是看当事人的贡献大小，而是看有多少史料被保存下来。如在《项羽本纪》的最后一部分：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
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对于这么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楚汉大决战，决定胜负的垓下之战具体过程写的很简略，而战前刘邦如何邀约韩信、彭越，战后汉军追击、项羽“乌江自刎”的具体细节写得非常清楚，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也是《史记》最为悲壮精彩的一幕之一。
在这次大决战中，留下姓名出场次数最多的是项羽，他是传主，这是再自然不过了。而排名第二的是一个叫杨喜的人，他出场了两次，而他当时只是一个骑兵小将领，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并不英勇，还被项羽“瞋目而叱“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这也是张飞长坂坡故事的原型），却被记录的如此详细，而追击部队的首长灌婴也只是出现了个名字而已。
杨喜因为抢得了项羽尸体一部分而封侯，这也是他人生的巅峰，之前默默无闻的杨家因此而开始发迹，到了杨喜的第四代孙杨敞，就已经官居丞相了。杨敞是西汉名相，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弘农杨氏的一世祖，出了杨震、杨修、杨素、杨炯、杨万里等一系列历史名人和我这个当代二逼，之后连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想攀上这个家世以提高身价，可见有多么显赫了。
杨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常常被人忽略，他是司马迁的女婿。现在看这一切都变得合理了，杨喜当年追击项羽而起家的光荣事迹（当然这其实并不算光荣，项羽活着的时候被吓得六神无主，项羽自刎后他倒是抢尸体抢得很带劲）被杨家时代流传下来，作为杨敞岳父的司马迁自然也就知道得很清楚，于是就把这些细节写进了《史记》，按照知乎的说法，这应该叫“私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司马迁历史细节写作的史料来源。杨喜经历了追击项羽的全过程，虽然他的视角有限，但他也可以通过询问战友、审讯战俘等方式细致地了解本次行动的全过程，这也能说明司马迁对这一事件细节了解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在鸿门宴中大放异彩的樊哙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而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樊哙闯帐生吃彘肩挽救刘邦于危难之中的确是大功一件，而像樊哙这样一个粗人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比张良还要果决，面对项羽慷慨陈词，让人有一种“开挂”的即视感。同样我们可以发现樊哙在整个《史记》中出场次数很多，不但在《樊郦滕灌列传》中，还见于《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关于他的细节描写还要多于功劳比他大的周勃。我们可以发现在《绛侯周勃世家》中，在高祖在世时只是周勃一生的功绩的流水账（这些都可以在官方档案中找到），到了铲除诸吕后，才有了些详细的记载，那是因为周勃是铲除诸吕再造汉室的大功臣，不能不着重记录。周勃、周亚夫父子两代人都是汉室的大功臣，周勃罢相后低调去世，周亚夫更是因功高震主被汉景帝陷害致死，周家从此便销声匿迹，关于周勃早期的口述史也就不容易被司马迁采集到了。
樊哙比周勃就幸运多了，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司马迁说：
孝惠六年，樊哙卒，谥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伉代侯九岁，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婘属，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岁卒，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诏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广夺侯为庶人，国除。
......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樊他广虽然被免去了爵位降为平民，但他还是有机会和司马迁进行细致而深入地交流，因此樊哙的很多细节的口述史就能被保留在《史记》中了。
《史记》这本书在中国影响很大，钦定二十四史之首，无论文学家、史学家，都将其视为标杆，甚至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研究这本书。
鲁迅更是称这本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史记》真的就是完全真实的吗?
其实，很多人都对《史记》都有一种迷信，认为它是完全公正的一本史书，全盘接收。到了最后，发现这本书和其他很多史书都不相同，甚至背道而驰。
大方向是正确的，细节再研究。
是。太史令司马迁世代为史官，向以严谨细致名。司马迁自幼受到父祖辈的熏陶对治史极为酷爱，且对书写在竹木长简上的史实细致斟酌，处处有有来历，字字有遵循。自<《春秋》《左传》《国语》䓁无不核校勘对。从他的“报仁安书”就可看到遵从历史真实，不屈于帝王之威。他受宫刑，屈辱已极，仍为边关将士辨侮！司马迁开创了我国史学求真务实的作风，功垂千古！
截屏了这两位的回答。
我个人认为，真实性大概在70%——80之间。
他本人写史记的态度应该是认真的，但前人在口述历史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失误，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有很多历史问题，到今天依然有争议。有以下两点可以证明司马迁本人对待《史记》的认真求实的态度！
1.司马迁博览群书，掌握大量书面资料，但写作《史记》没有也不可能止于资料编纂，因而他勤于实地考察。一方面印证古籍，去伪存真；另一方面搜集不见于文献的史实，以弥补文献的缺漏。《史记》随处记载司马迁实地考察的踪迹，《太史公自序》之外，《五帝本纪》、《封禅书》、《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屈原列传》、《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和《樊郦滕灌列传》等篇都有记载。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保障了写作资料的真实性。
2、勇于秉笔直书
孔子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司马迁却秉笔直书，对易犯忌讳的人物和史实“不虚美，不隐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秉笔直书古已有之，齐太史兄弟三人前仆后继，直书“崔抒弑庄公”；晋太史董狐不惧权威，直书“赵盾弑其君”。前贤高尚的史德对司马迁颇有影响，而司马迁的史识史才远过前贤。汉初人们对秦王朝一片责骂，司马迁却肯定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功绩；西汉中期君权神授的观念弥漫朝野，司马迁却暴露刘邦的鄙俗狡诈和吕雉的残毒阴忍；武帝尊儒重法，好战兴利，酷吏肆虐，白色恐怖，司马迁却抨击他的政治，嘲笑他的愚蠢。武帝怀恨，借李陵之事下迁蚕室。司马迁秉笔直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对于司马迁所著《史记》的真实性不谈，但对于司马迁个人著成此书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其著书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于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司马迁和《史记》是受之无愧的。
史记成书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由司马迁潜心创作14年，收录了由皇帝时期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本身文学修养深厚，看《史记》文字生动，笔力洗练，感情充沛，不单单是史学著作，也是文学经典。西汉史学家刘向评价“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悝”。班固也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同时代的史学家眼中可以算是一个标杆，也从侧面说明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翔实。
对于现在质疑《史记》的真实性，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两点分析。
一:史记的记载历史从皇帝时代开始，到西汉汉武帝时期，中间3000多年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文字资料稀少，可参考的也就更少。
二:司马迁的文笔问题，不是司马迁的文笔不好，反而是太好，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客观存在，很多事情有始无终或有终无始，而司马迁又文笔逻辑清晰，寻找因果的过程难免会猜测或修饰。
下面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两点，成书于《史记》之前的历史文献还是有的，比较集中于商周，春秋战国。比如成书最早的《尚书》，战国末期秦国的《吕氏春秋》，鲁国的《左传》，晋国的《乘》，郑国《志》，还有《宴子春秋》，《秦记》《公羊传》等等。这些文献都是可借鉴的，但又局限性和片面性。说到皇帝时期，文字才刚刚发明，文字记载的大多是农事等自然知识。有很多历史信息只能实地考察和整理历史传说后进行编辑。所以有虚构和奇异之处在所难免。
第二点就是文笔问题，现在再读史记，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事件会有传奇色彩。比如写秦始皇晚年远行，有诸多反常以及神灵之事，旨在于铺垫秦将亡覆。再如写汉高祖刘邦，借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白蛇等等。用现在看来就是极像传奇小说。这也是最质疑真实性的部分。还有就是对于历史人物对话和已毁建筑等描述过于详细，毕竟有些东西实在历史久远，难以考察，过于真实便让人感觉有点假。当然这也是司马迁文笔逻辑清晰的印证。对于因果不通之处进行严谨大胆的推测并加以文学修饰。
综上所述，《史记》的总体记载还是比较真实，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难免会有夸张修饰。可以理解。司马迁的伟大的伟大之处在于创造了《史记》这种纪传体形式，这种纪传体通史也奠定了后世正史的基础。
司马迁的《史记》大部分是真实的。
《史记》就是研究历史，考证历史的资料。文物考古中要用到《史记》来考证。好多先古时期的出土文物又证明《史记》记载的大部分国事是正确的。
例如，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大鼎，上面铭文很多，都是以篆书为主。细心研究鼎内铭文是西周时代周成王的“册命”。根据《史记.周本记》中的记载:“毛叔郑奉明水”句章考证为，毛公者，武王之弟也。后来才定名为毛公鼎。这也是出土文物参照《史记》记载命名的原因。另外，在出土古墓中大部分都有石碑雕刻的墓志铭，墓志铭上的内容如果和《史记》中记载的故事一致，就无争议。反之，如果墓志铭中记载的历史和《史记》中记载的事件不一致。一般以墓志铭中记载为历史。
《史记》和文物考古中出土的《墓志铭》都是记载历史事件的。两种方式互相补充，对历史事件的考证更有科学依据。
总的说来《史记》大部分是真实的。
看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民国时期的历史学界有一个古史辨派，也就是顾颉刚、钱玄同那批学者，他们系统地提出了一个理论——“历史层累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历史，是在转述的过程中，逐渐地一层一层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后来，说的历史就越久远，越到后来，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丰富。说白了，在那个时代，历史和神话很像，是靠一代代人往上穿凿附会地加东西，才形成我们看到的模样的。不太可信，所以古史辨派又被称之为疑古学派。
最著名的例子，说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孟姜女的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她跟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并称“四大爱情故事”。说的是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被抓去修长城，然后累死了，孟姜女思夫心切，千里迢迢去找，结果得知了丈夫已死的消息。一悲伤就哭了十天十夜，把长城给哭塌了，找到了范喜良的尸体，安顿好丈夫的尸骨之后，孟姜女又把秦始皇给骂了一通，然后跳海自尽。据说孟姜女跳海的地方就在山海关，到现在那儿还有一座孟姜女的庙。你看，时间、地点、情节、人物，都是有鼻子有眼的。
可顾颉刚先生一考证，发现这个故事刚开始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然后是一代代人穿凿附会，才把它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是一条不到四百字的历史记载。说的事也很简单，就是在春秋早期（跟秦始皇毛关系都没有，早了四五百年）当时齐国发动了一场战争，有一个叫杞梁的人战死沙场战。不久之后，齐国的国君和杞梁的遗孀偶遇，毕竟是自己间接把杞梁害死的嘛，齐国君主有点愧疚，就要当着杞梁妻子的面要吊唁一下杞梁。但是杞梁的妻子回绝了，因为按那个时候的礼节，如果要吊唁应该上家里去，而不能在郊外随随便便的来一下。就是这么简单的故事，本来的意思是说杞梁的妻子是一个非常遵循礼制的人，但是就从这个模糊的影子开始，后面就一点点的发生层累变化。这事是发生在春秋时期，到战国的时候，第一个层累出现了。原先杞梁的妻子是不哭的，但是战国的传说当中她已经开始痛哭流涕了，甚至当地的一种歌调，都是以她来命名的。到了西汉的时候，故事就更加具体了，杞梁的妻子不但哭了，而且把城墙都给哭塌了，连后来跳水自杀的情节也都有了，只不过不是在山海关。到了唐朝，情节就更丰富了，杞梁夫妇直接穿越变成了秦朝人，杞梁妻也哭塌了城墙见到了白骨。再往后发展，就跟我们熟知的版本差不多了，只不过杞梁妻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孟姜”，杞梁也改头换面变成了“范喜良”。总而言之，我们熟悉的那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最早也是在明朝才完成的。我今天说这个，并不是想重复古史辨派的结论，说古代历史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恰恰相反，这可能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记载上的造假和层累，换一个角度看就是文化基因的变异和创造。根据进化论的原理，物种的演化就是一代代的抄袭上一代的基因。但是总会有抄错的地方，那些有利于适应环境的错误就被保留下来，这就是物种演化的根本机制。其实不仅是物种，人类会犯错，能想象，能层累地堆积各种想当然的东西，这恰恰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话说到这里，你还在意司马迁的《史记》真实吗？
大家好，弹指千年为您解答~
事实上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对于史记的真实性都存在不小的质疑。毕竟史记是司马迁个人编撰而成的，那这其中是否包含了司马迁个人杜撰或者主观判断的情节呢？
司马迁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可以说他一家几代都是史官，而编撰史记则是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临终的遗愿，古人是很讲究孝道的，既然是父亲遗愿可想而知司马迁在史记在耗费的心血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司马迁的史记，主要资料都是他们家族的史官记录，这些记录真实不真实是无从考证的，其中有没有虚假的成分估计司马迁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虽然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是经过了大量筛选的，但是肯定不能去伪存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真实度应该能高一点，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真实，因为就像现在，民国时候和文革时候的很多事情今天看来都是假的，又怎么能保证写出来的史书就完全真实？
我们来举个栗子：小明今天在街上捡到一块钱，于是他在日记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小明今天在街上捡到一块钱。等几年过去小明去世之后，别人看到这篇记录就这么写的，除此之外也没有证据，那这一天小明是不是真的捡到一块钱？信不信只能是看读者自己了。而历史其实也是这样，有的时候通过考古，或者查阅别的文献可以印证，而有些就说不清楚了，真实与否就在读者一念间。
笔者认为：史记不可能百分之百是真实的，史记记载有可能是司马迁听到或者了解到的，这一点谁都不能肯定没有错误。再者呢，古代其实和现在一样会把皇室负面的记载删除，只留下好看好听的一面。所以史记只能是参考，不能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