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更多是书写交流，属于书面语，白话文是日常口语交流。白话文的兴起是因为民国出来，因为晚清长期落后挨打，导致民族自卑心理，文化不自信，当时很多人很迷茫，不知出路。很多人把一切原因归位文化落后，反封建就是要去掉一切传统的东西，打倒“孔家店”等同于扫除一切和古人沾边的东西。
当时的许多文豪，都提倡白话文，贬低文言文，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老师，课堂上就一直向学生宣传白话文的好处，例如胡适天天和自己的学生好白话文的好处。要改变一个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年轻一代开始，文言文就这样慢慢被抛弃，白话文渐渐成主流。
我的看法是，文言文和白话文都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语言体系，无所谓高低贵贱，都应该一样去学习，懂得文言文，可以无障碍看古代经典书籍，读懂先贤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学今用，岂不美哉～
两只猴子在一起的时候就用白话文了，文言文只是一种表达技术，在此之前是结绳技术。能够掌握这种技术的都是当时种群的优等层，一般民群都讲白话。你问的应该是白话文怎样全面取代文言文的，我很高兴为你解答。
要想深入了解这个转变，得从仓颉造字说起，那时人类还没有字，人与人靠口头与形体方式交流，仓颉造字是很难的工程，只造重要字，讲究言简意赅，一字多用多意，这是早起文言文起源，后来加上之乎者也是为了好记，那时没有U盘与存储技术，加入语气助词或对仗、朗朗上口就是为了好记下来。
其二、无论是结绳、甲骨还是木板上写，成本都很高，所以不允许写太多废话。总不能造一幢房子的纪要设计图比一幢房子还贵吧。知识类文籍为了更好传播必须精减，字少，这样才好记好搬，学富五车，你得保证五车装得下。
其三、技术进步让文言文越来越白话了。造纸与印刷使书写成本下降，方便书写，这时文艺创作开始追求更详实清楚，后来印刷术出来了，文言文就越来越接近白话了，其实明清小说己经很好读懂了。
在此期间，古人生活交流都是用常语(白话文)，文言文由少数知识阶层所掌握。好比人人用电脑，但C语言可不是谁都知道，当然随着时长增加，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最终书写技术越来越成熟、成本下降，识字人越来越多，字量增多已足够覆白话了，白话文就出现了。其实明清小说已是白话文雏形，五四运动为了发动更多广大群众(都懂白话)，就更大力推广白话文，自此，白话文就算取代了文言文。
好比过去拍电报很贵我们要控制在十个字以内(用文言文方式)，现在打电话不要钱，谁还不说得更清楚生动哩。
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决定了，这个表达技术可否存活下去。白话文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与实用效果(传播广、详实、叁与度等)，文言文字少节约耗材、好记，但它的这个优势已经没用了，书写成本极低，存储技术发达，它哪有不淘汰的哦!
随着科技的进步，白话文会否被更高的表达技术取代呢？同样可能，但要时间。
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语，由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异，今天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称之为“古白话”（学术界一般把从晚唐五代开始直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古白话称作近代汉语）。
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古白话是六朝以后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为历代通俗文学所使用的书面语。文言文是古代汉语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形式.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古代人们都是用文言文交流吗？
答案：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说，日常口语交流肯定不是用文言文，书面交流大部分用文言文。
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也就是说，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
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
“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1.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
文言文来源于先秦时期的口语，但是与先秦的口语又有不同，专门用来记载先秦社会发展、生活、生产，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历朝历代，官方正史、文书、文人著作均以文言文书写为正统。
在各朝各代，老百姓日常交流用的都是口语，并且受制于方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南腔北调。
2.文化人与市井百姓的区别
在古代，只有读书人、士大夫才有机会学习、掌握、运用文言文，普通百姓日常用的就是口语，与文言文八竿子打不着，最多就是口语中会出现一些文言典故、成语、名句，例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以史为鉴，这些词句，即使老百姓不懂训诂、不懂句法，也能够明白其意思。
就是读书人、士大夫，平时也是使用口语的，不可能处处、时时用文言文，那样能有多少人理解呢。
3.表意和表音的区别
文言文是表意的，很多文言文词语晦涩、模糊，如果不看书面文字，读起来晦涩难懂、歧义百出，根本无法进行口语交流。因此，日常的口语注定是通过表意来达意的。这方面，文言文天生不具有口语表达的特点，无法实现口语的交流。
这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
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文言文却保持相近的格式。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
白话文是怎么兴起的？
白话文兴起于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那么白话文也就比口语更加书面化。
白话文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
宋代的“语录”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起初，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用口语体。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门人，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语录体”是一种白话文，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风味。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作品，是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
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
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吧
文言：指在“五四”之前通行的以古汉语为规范的汉语书面语。
文言文：用文言写的文章所以很明显，文言是别于白话的古汉语书面语。这里强调的是书面语，只用于写作，不用于口语交流。
古人的口语（白话）另成系统，与文言不尽相同，倒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口语有相似之处。
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根本区别，在于使用形式不同，用途不同。口头语用于人们日常交际，书面语用于文章。
尽管书面语产生于口头语并不断地适应口头语的变化，但它们之间永远存在差异。例如，最接近现代口头语的书面语“现代文”，也不是口头交际用语。比如，公众人物在特定场合“讲话”可以使用书面语，但平常说话仍然是口头语。再如，先秦时期的文言文接近当时口头语，但那时的“古人”也不说“文言文”。
总之，文言文、白话文、现代文都是“文”，属于书面语，都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语言。人们看到的古装影视剧，其人物对话很“文”，其实那是创作者精心营造的氛围，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其人物的对话。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古人“语录”，也是写书作者做了“文饰”的。比如，《明史》中记载的朱元璋说的话，真实的话语绝非如此。
又例如南北朝广泛传颂的民歌《孔雀东南飞》，其中的语言也就和当时的口语极为接近，第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句比较浅显，虽和今天的口语虽有差异，但不大。这就能反映出它口语的特点。
另外，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之外，其它三部都是在民间故事或说书艺人说书的基础上创作的，其也带有一定的口语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文半白”。
五四之后才直接用口语进行创作，其书面语与口语是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或者是解放前的书面语判断我国近现代的口语和我们今天的口语是相近的。因此古代人日常交流时使用与我们现在的口语相近的语言，只是写文章时才用那些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以示很有学问，区别于普通的、没读过书的老百姓。
希望能够帮助你。
作为中国人，对于文言文这个东西，真的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表达简洁、文辞优美，恨的是我们的学生时代要背诵它。
古代人留下那么多的文言文文章，是不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也是用文言文交流呢？
答案是否定的，古人只有在写文章时才用文言文，平时交流还是用的白话文。
那古人为什么不用白话文书写，这样不是更容易看懂吗？
1、用文言文书写比较省力
白话文虽然很容易看懂，但是写起来会很费力。因为想要表达相同的意思或传达等同信息含量的内容，用白话文会多出很多字，写起来会很耗时间。
还没有发明纸张之前，人们都是在青铜器、竹片、石头、骨头、丝帛上或刻或写。这些书写材料要么很贵，要么很硬，写起来费时费力。
2、为了节约书写和传播成本，必须要用文言文
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古人写文章时必须惜字如金。
如果你要著一部十余万字的书，用竹简写的话，那估计写完之后，得要30多斤竹简，读起来累不累呀。如果要像现在一样写一部百万字级别的小说，不仅书写成本高，而且很多人会买不起，不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
那么精简的文言文在这里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所以古人用文言文书写而不是用白话文最初是为了省钱。
到了东汉改进造纸术，唐朝普及印刷术，写文章成本不高，写起来也不费劲，那为什么文言文还是很盛行?
主要是文言文格式稳定、言简意赅，在表达上有优势。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言文象征着读书人的身份，可以提高读书人的格调，可以和文盲区分开来，用以提高自己的优越感。
那白话文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
1、宋朝之后，白话小说的出现，将白话文更加口语化
由于宋朝崇文抑武，所以出现了大批文人，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文学作品的出现。因此宋朝民众的阅读普及率很高，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应运而生的就是大量白话文书籍，不然大部分人看不懂。
宋朝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更是将日常用语和书面语融入其中，使其更加贴近生活，大家都能读懂。发展到后面就将白话文普遍用在文章、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我们读的四大名著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
2、宋明清三朝，官方也广泛用白话文，传达统治者的意志
宋朝之后的白话文已经和今天我们用得差不多，宋代的官员已经是用白话文与平民百姓交流，不再那么乐于用文言文区分自己与百姓来体现自己的优越感。只是偶尔会掺杂一些文言文，听起来有点别扭。
到了明清时期，不仅官员用白话文，皇帝下旨这样严肃的事情，也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尤其是朱元璋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所以更喜欢用白话文下旨。
文化水平高的清朝皇帝在批折子时也喜欢用白话文，雍正皇帝就写过这样的话：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皇帝........
但是白话文的真正兴起，还是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
总结：
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用文言文交流，而是用白话文。
但是，这并不代表，现代人穿越回古代能和古人畅通无阻地交流。因为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南迁，会把胡语和汉语融合，加上古汉语的发音与现在差异很大。所以，你要是穿越，估计就是你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你讲的。
古人日常说话并不用文言文。首先古人读书识字的人不多，如果都用文言文，平民百姓没几个人能听懂。其次，从古代至今的文学作品能看出，到了元明清的文学作品，就越来越白话了，最简单的你去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基本都能读懂。只是官方史书和文人写作诗文这些还是用传统文言文，显得正式。
感谢您的邀请，让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吧，文言文在最初的人类就是用文言文的方式说话，随着发展，文言文逐渐取代了白话，而这一段历程是跟艰辛的。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人们说话的口语和文言文基本一致，和现在人们说的双音节词不同，在当时，单音节词占据很大的比例，比如《论语》《孟子》《春秋》之类的书，几乎就是对当时人说话口语的记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人们说话，就是这么个语气
在当时，书面写出来的东西，是十分保守的，文言文类的记载就是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开始，儒家要想确定地位，加上文字对文化记载的重大意义，所以文言文和口语就开始进入了双轨发展时期，文言文口语和白话口语并存的局面
两汉时期差距增大
两汉时期，白话口语和文言文的差距有了明显距离，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就是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尽管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发展都在同时进行。但是文言文发展的速度永远比不上白话文的速度。但是在书上记载的还是用文言文的方式，所以现在对古代历史白话文的研究还是很少的。
唐代出现白话文，宋朝彻底使用白话文
到了唐代的时候，唐朝大部分人都用白话文。其中都归功于唐朝的佛教。毕竟唐朝的佛教都是由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所信仰。而他们为了传播佛教，所以只能使用白话文。
到了宋朝的时候几乎和文言文直接脱轨，就连大诗人，有文采的人都不一定能用文言文来表达自己所说的话。
宋吕本中《轩渠录》记述了这么个故事：
族婶陈氏顷寓岩州，诸子宦游未归。偶族侄大琮过州。陈婶令作代书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要劣你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胳胝儿也。”
（应为开封地区方言，大意为：要给孩子买把小剪刀，剪去脚上的硬皮和老茧。）
大琮迟疑不能下笔。婶笑云：“元来这厮儿也不识字！
民国五四运动彻底把文言文取代
书面语和口语发展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其实文言文和白话文一直都在发展之中。只不过是在最初的人类还是用文言文来叙述事件。毕竟语言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发展的，不能一蹴而就。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白话文也终于取代了文言文，也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记忆。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感谢您的阅读。记得点赞哦！
白话文是唐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明代的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转这本书就是把当时中下层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加以描写的一本书，它写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当时的老百姓的讲话多有涉及，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古代的人讲话，完全是白话文，没有什么之乎者也。
所以说，古代人，他写东西，和说话完全是两回事儿，从金瓶梅包括醒世姻缘传中都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说话，是一方面，是一回事儿。他们写作，他们的写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们写的东西往往是之乎者也，但是真的要说话肯定其实跟我们现代人差别是不太大的，明清，元朝，都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要是更晚一点的比如说是秦朝，或者战国，或者春秋时期，那他们的说话基本上还是文言文为主，这得看是什么时期但是越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古人，肯定他们都是说白话文的。
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语，由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异，今天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称之为“古白话”（学术界一般把从晚唐五代开始直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古白话称作近代汉语）。
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古白话是六朝以后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为历代通俗文学所使用的书面语。文言文是古代汉语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形式.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寄自美国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中，胡适首次公开提倡白话文，并阐述了“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文学改良的主张，得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的结论。在彼时身陷传统向现代转型阵痛中的中国，这般响亮的呐喊如同征讨文言文的檄文，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如今，100年过去了，《文学改良刍议》的坐标已被历史定格。当我们告别纸笔，在电脑和手机屏上“吐槽”“不明觉厉”的段子、收发颜文字（Emoji）和表情符时，却会不禁反思，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更“白”的白话文，能否再掀巨大的语言变革，成为下一代人的通用规范用语，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提倡白话诗的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章太炎曾在《国学概论》中抛出一个例子：唐人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怀王），某日曾咏一首樱桃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有人劝他，应将后两句上下对掉方可押韵。可史朝义不然，称：“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章氏将这种“不用韵”的诗歌算作白话诗的始祖。
其实，早在汉魏，因佛教的传播和译经的需要，早期白话便已萌芽。当时的僧人为使劳苦大众都能听懂教义，故意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到南朝时的《百喻经》，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他”和判断动词的“是”已出现。至于来自民间的“乐府诗”，则为后代保留了大量充满生活气息的白话文作品，广为流传的《木兰诗》便是其一，“阿爷”“爷娘”“阿姊”都是很口语化的称呼。
到唐代，佛教兴盛，白话译经的传统也得以延续。无论是传世作品，还是敦煌文书中，变文、曲子词、禅宗语录、早期话本，都已通篇采用白话文，与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已完全不是一个面貌。“鸡汤界”推崇的寒山、拾得二僧就留有白话诗一则：“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猪死抛水内，人死土里藏。彼此莫相瞰，莲花生佛汤。”
入宋后，人们的口头语和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文言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很多读书人甚至未必能用文言文表达下里巴人要说的话。宋人吕本中的《轩渠录》中就记录了这么个小故事：一妇人请书生代写家书，妇人口述道：“孩儿要劣妳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肐胝儿也。”（大意为“孩子跟母亲调皮，叽叽喳喳的。你买把小剪刀来，我要剪掉骨节上的老茧”）书生听后，迟迟不能下笔，反被妇人嘲笑不识字。在这种情况下，话本小说、南曲杂剧、俗词俚语诸宫调等白话文作品纷纭迭出，迅速占领市井生活的高地，瓦舍勾栏、食肆酒馆、戏台曲苑一片说学逗唱的景象。至此，作为汉语书面语“小传统”的古白话文完全成熟。
两宋理学思潮的兴起，也开辟了理学家们用白话记录师徒语录的传统。“圣人只是识得性。百家纷纷，只是不识‘性’字。扬子鹘鹘突突（糊糊涂涂、含混不明），荀子又所谓隔靴爬痒”，这种白话体的师徒对答在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中大量可见。
至于明清的小说和戏曲，则将古白话这一书面形式推向高峰，前者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后者包括《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等作品，影响深远、家喻户晓，可谓妇孺皆知。
四爷的爆款奏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则证明白话文的使用范围此时也并非局限在民间了，其先例可以追溯到元代。原来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由于汉语生疏，往往在诏书中直录口语。在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诏书中就有这样的大白话：“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入明后，布衣皇帝朱元璋更不管什么“之乎者也”，在他对“西番地面”的诏书中亲笔写道：“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快活者，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明清时代的白话大繁荣并没有改变白话文的从属地位，白话小说之于士大夫们更像是“洪水猛兽”，多数难逃被禁的命运。可“异端”李贽不干了，他在《童心说》中质问“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甚至将《西厢记》和《水浒传》列入“古今至文”。痴心于白话段子的冯梦龙随后也提出“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思想。然而，但正如“高考是指挥棒”一样的道理，在读书人醉心于八股文的年代，白话文不可能撼动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进入19世纪末，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发现，典雅精炼的文言文在表达新生事物、传达新思想时已力不从心，此时汉语的白话小传统便开始“春潮涌动”了。
黄遵宪最先站出来，在纵览西欧及日本语言文字的变革大势后，高呼“我手写我口”的口号。他认为，中国必须走“语言与文字合”的道路，这样才有助于平民教育、保国保种。随后，梁启超向桐城派古文宣战，并在《变法通论·论幼学》表达了“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思想。晚清白话文运动就此拉开。
1898年，中国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喊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成为倡导白话文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此后，各地白话报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兴起，《宁波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京话日报》先后涌现，至清廷预备立宪期间形成高潮，数量竟达130余种，蔚为壮观。
在报人们的努力下，政府告示此时也尝试用白话行文，以便于平民百姓阅读。《大公报》最先发声，创始人英敛之在“敝帚千金”栏目中撰文称：“政府里再出告示，一律改用白话，越浅近越好。”《京话日报》则更决绝：“凡是告示文字，都当用白话编成。各处的言语不同，也可以随著土音编造。”半个月后，此举得到响应，京师外城工巡分局颁发白话告示，提倡春节禁炮：“倘然飞起来的火星儿，落在容易引火的物件上，着起火来，害处实在不小⋯⋯你们要是心疼自己合人家的房子物件，怕担那放火的罪过，就应该不放这等花炮才是。”
近代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让中国另一白话文传统——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小说此时也滥觞了。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曾写道：“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那是许多白话小说。”
据作家阿英估算，晚清的白话小说已达1500多种，题材涉猎广泛，有批判社会问题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有写史诗战争的《罂粟花》《中东大战演义》，有反映立宪运动的《新中国未来记》《立宪万岁》等，有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其中，《何典》《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方言小说，与传教士们翻译的白话《圣经》，一反千年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语言，形成了汉语方言入白话的传统。
1910年，19岁的胡适留学美国，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后，师从杜威。受其实用主义影响，胡适逐渐形成“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后来任教北大时，为了论证白话文简明达意，胡适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职位一事出题，请学生拟电报稿。学生拟出“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12字的电报稿，而胡适仅用了5个字回绝——“干不了，谢谢”。
为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是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称“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急先锋”钱玄同及时跟进，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直接把文言文视为“独夫民贼”“文妖”。
1918年1月《新青年》开始刊发白话文，但此时的文学作品往往还是“文言序言”加“白话文本”的体例，比如鲁迅的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序言部分写道：“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至正文自述部分画风一转：“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进入高潮。一年之内，全国上下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星期评论》《曙光》《少年中国》《湘江评论》等都在这一年推出。
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同年，蔡元培成立“国语研究会”，围绕国语标准音问题引发大范围探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渐呈相辅相成之势。至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白话文至此确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数年后，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白话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至今日又突然火起来，一版再版，影响深远。
然而，面对风起云涌的白话文运动，有人很不爽。国学大师黄侃针锋相对，也出了一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个字即可”。
这样的反对之声并非个例。当胡适、陈独秀、鲁迅在《新青年》上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时，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衡派”也走上了另一条为文言文正名的道路。他们秉持文言文的天然简约精雅，视其为母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表达能力非是白话文所能企及。胡先骕曾撰文《中国文学改良论》，声讨胡适“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抛出疑问，“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而从横向上看来，方言白话小说确实难以达到文言文超越语言障碍通达四方的传播效果。“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张爱玲以国语译完《海上花列传》时曾作如是叹。
20世纪初国运维艰，迷失在“欧风美雨”中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文化自卑。回归文本，一些为白话文正名的奔走者希望以“直译欧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继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在通过以翻译为纽带的语言接触后，欧洲语言的一些特点逐渐进入汉语，最终融于其中，成为别具一格的“欧化”汉语，这也是“五四”百年以来的白话文区别于传统白话的特色。
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常会交替采用“他”或“伊”来指代女性。到1924年《祝福》发表时，鲁迅才开始固定使用“她”。一年后，在《伤逝》中鲁迅开始使用“牠”（同“它”）来做非人类的第三人称代词。小作品反映的是白话文大趋势，为了对应英语中的she，he和it，此时的汉语逐渐产生“他”“她”和“它”的分别。
而《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代尚未区分的形容词和副词后缀“的”和“地”，在“五四”洗礼后逐渐分野，乃至很多人会在原本就是副词的词后生硬加上一个“地”，如茅盾的《追求》中“草地上顿时更加热闹起来。但似乎大家都忙于吃喝，暂时地没有话。”
傅斯年曾在《新潮》上刊文称：“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为了吸收这种“细密的结构”，“五四”以来汉语大量使用连词、介词，也更注重使用范围修饰语，如“就⋯⋯而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说”等等都被吸纳。这样，“枯藤老树昏鸦”，在欧化汉语翻译来，就会是“枯藤缠绕在一颗立有昏鸦的老树上”。
从“五四”至今，欧化从未止步。但许多文人为了追求时髦，在唯“欧”是瞻的风潮下，盲目构造为了欧化而欧化的文艺腔。1925年，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发表，开篇便是一段冗长的定语“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里”。20世纪30年代，有人用直译的欧化句法来写作，比如将“theappleofmyeye”译为“我目的苹果”，将“tooktheheartoutofhim”译成“将其心拿出”。
时至今日，白话文运动已有百年。有些欧化的语法现象已经渗入汉语肌理，成为现代白话文不可分割的血肉；但仍有些“老骨”，依然顽固地卡在喉结，难为汉语所吞咽。比如，以抽象名词做主语：“横贯公路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新闻”；生硬构造英语中的名词后缀“-度”“-性”等，“很难”“很快”“易读”改为“难度高”“速度快”“可读性高”；新句型“不能同意更多”随口而出；更有甚者，在不清楚被指带人的性别时，以TA来代替。
“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诗人余光中曾痛批盲目“欧化”，“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
在谈及欧化汉语时，鸳鸯蝴蝶派张恨水曾以《三国》举例，“‘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为欧化体：‘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文字尽管浅近，那一般通俗文运动的对象，他就觉着别扭，看不起劲。”
歪史认为汉语和其他语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书面语言和口语分离，说的事情和写的事情都是一回事，但是写出来的书面用语就比口语精炼的多。
在任何时候，人们交流的语言都是口语，俗语但是将这一件事情记载下来就成了书面用语。受篇幅所限，只能精炼在精炼。
为什么受篇幅所限呢？因为古代最早的甲骨，青铜器，都是受到大小所限制的，不能长篇大论，只能用最简洁的话把要说明的事情记载下来。
到春秋战国时期，竹简的出现让阅读和书籍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制作能够写字的竹简工艺非常耗费时间，而他的重量也不轻，这就继承了青铜器甲骨的特点，只能使用简明扼要的词语来记载。
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养成了书面用语和口头用语分离。而后来文人的出现又使文言进一步制式化，此后的书籍都是文言记载，鲜有白话文。即使这一些记载的人也是平时口语。
到宋朝活字印刷和造纸术提升让书籍不再是奢侈品，这时候涌现出很多的白话书籍在慢慢让白话文和文言文接近，最后在清末彻底的让文言文退出日常生活记载。
你说的这个古人要看有多古，他要是生活在先秦时期的话，那么他说的话和书面语没什么区别，若是先秦以后的话那就大大不同了。
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当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
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标点。文言文的优点在于文字精链、微言大义。既然文言文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一定是当时什么被迫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促使的。当时的情况是没有用于书写纸，而用于记录的帛、竹简由于制作费时费力，估计也不富裕。于是，人们为了节约这些资源，就把要说的话简述在帛、竹简上。久而久之，就成了文言文。
白话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强调“我手写我口”、“能识字便能读文”的白话文渐渐的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古人表达有文言分离的习惯，主要是限于当时的书写工具不方便，言辞相对简约。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风格不同，《史记》就口语化些，《红楼梦》也有大量口语，它们是古代的白话文。五四运动时，为了让人们从明清以来的文字故意求深求奥的桎梏中走出来，而推广现代白话文，不追求典故与圣人言，而追求我手写我口的自由体。
首先要弄明白语言的变迁，先秦以前基本上人们说的就是文言，文和言是基本一致的，汉朝以后语言变化越来越大，到了唐宋时期其实已经有很白话的语言，你去看宋朝话本小说和一些语录体著作就知道了，到了明清时期，语言就和咱们现在更接近了。这是语言的变化。
而文字方面，唐朝就有文言白话之分，上层知识分子依然坚持文言创作，实际上和当时的语言已经脱节了。到了明清更明显了，当时文言创作和白话作品都非常多。你看《西游记》《水浒传》能基本看懂，就是那时期的白话著作，和咱们现在非常接近了，不过一般白话的通俗作品都是面向百姓的，被知识分子看不起。而知识分子把持的诗文创作依然用文言。所以那时候平常说话已经白话，和文言完全两回事了。
所以白话不是新文化运动创造出来的，只是从此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不在用文言，做到了文字和语言的统一罢了。
古代人平常说话并不像文言文那样。书面语言与口语一直都有所区别，古代人平常说话也是口语化的，连皇帝都是这样。朱元璋的圣旨就很口语化，如其中一道“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朱元璋没文化，那我看看雍正给年羹尧的“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上对天地神明，尔用爱我之处，朕皆都体会得到，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可见古人平常也大量使用口语化的语言。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主要在一些话本、小说中用。到了明清时期更是流传开来，像大家熟悉的“三言二拍”就是白话文为主。现代意义的白话文是在胡适、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之后才变成现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