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失败归根结底是为了王朝和皇权统治，人民没有得到好处。这就是他与司马光和苏轼的主张的区别。
然而这三位熙宁变法杰出的人物，被蔡确、蔡京阴谋设计，变法未捷身先死，中国失去了一次振兴的机会，遂有内乱外患甚至北宋灭亡。
王安石变法的政策都为与民争利。不是说给贫民优惠就可以掠夺富裕阶层的财富。朝廷的财富多用在非发展经济方面，作为宰相要胸怀社稷，权衡天下。王安石的做法偏了，他可以做一个县市级官员，或者在翰林院，秘书监，如果在现代社会可以诗文行天下。
王安石变法将富人变穷人而无法将穷人变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只看到了变法的有利面，司马光只看到了不利面，而苏轼看到了两面，所以王安石坚持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苏轼开始反对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完全把新法废除，苏轼是最合情合理的。
损害了士大夫阶级的利益
李泽厚到底怎么回事我不太清楚，但他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说概括我早年不幸的根本。这些大学问家在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怎么达到目的上是有分歧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吧。
皇上问文彦博，变法于民有利，你为什么不赞同。
文彦博赤裸裸地回答：陛下你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百姓共天下。
变法、改革，都是要从别人碗里抢食，有几个人能善终的，看看吴起、商鞅、张居正的下场。
甚至雍正帝“唯以一人治天下”，以帝王的大权亲自下场改革，成功了，可也落得身后一片骂名。
为国家好这个旗号固然很伟大，但首先要搞清楚两点：1.国家之中有很多不同的利益主体，某一项政策或行动并不一定对每一个主体都有益，甚至可以说，对一些人有利的政策，对另外一些人几乎必然有害；2.王安石的诸如“青苗法”的一些政策可以说是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对相当的人有损害，造成国富民穷几乎是肯定的。
王安石的性格有极大的缺陷，在当时，很多人并非反对新法，而是对其中的一些条款不赞同，认为应该把这些条款修改后再颁布实施，但王安石固执的认为这些人就是反对新法，强行把这些人推向了对立面。由于王安石不能容人，导致了大批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对新法提出改良意见的忠贞之士被迫走上与新法对抗的道路。例如他的靠山韩维、吕公著，向皇帝举荐他的伯乐文彦博、欧阳修，他的老领导富弼、韩琦，他的好朋友范镇、司马光，都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而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与之相反，倒是一群奸佞小人团结在王安石身边，请如吕惠卿、舒亶、李定、章敦、蔡京、蔡卞，借助新法的种种弊端中饱私囊，致使变法派孤立无援，陷改革于困境。
商鞅变法因为有秦孝公的坚决支持，才得以实行下去，而王安石最后成为宋神宗和老地主阶级妥协的弃子，可见改革的难度。那么当初宋神宗为什么会支持王安石实行新法呢？让我们先来看看王安石变法和政策：
1方田法，所有土地一律按检定等级纳税，取消大地主土地免税特权，平均地税负担。
2募役法原来服力役的民户，一律改纳“免役钱”免劳役；原来的免役户要缴纳“助役钱”，原来无力役的民户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用无业人员服力役。取消一切免役特权，平均力役负担。
3青苗法政府放贷，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旨在解除农村倍称之息的高利贷压迫，抑制土地兼并。
对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同样给代，旨在解除高利贷对商工的压迫。
4农田水利招收农业水利的技术人员，随功利大小酬赏。
5均输法官府在各处设买卖场，物品滞销或当地大量出产的东西出钱买进，物品缺少或当地缺乏的东西则以较低价格卖出，凡国库所需及上供之物，也均有买卖场直接购办输送。抵制地主贵族的垄断、操纵。
6市易法置常平市易司，凡物品滞销，增价收购，愿易官物者易以官物，愿以物品卖与官者，可先估价贷钱，限期偿还，年利二分。市场物价贵则减价出卖，以调节市场需要，扶助中间阶层，抵制垄断。
7免行钱原先官府所需之物，均责令各行会供应。根据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后，各行会不再供应，宫中所需由官府自行凭价购买。
8制定陕西盐钞法官盐任人贩卖。原先商人交钱换取“交引”限期到场取盐，每十分别纳一分叫做贴纳，地主贵族均能及期，而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只好贱售给地主贵族。此法就是为了抵制此弊。
9创制置三司条例司，统一全国财政税收立三司会计司，掌管财政年度的预算、决算和国富统计。统计国内户口人数、税赋等等各路钱谷出入之数，每年比较增、亏、废、置。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缓和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适应中间阶层的要求，特别符合中小地主的经济利益。然而新政却妨害了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因此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拼命反对，所以在神宗死后新政基本被推翻，大地主特权全部恢复。
为国家好并不等于为民众好！
为“国家”好不等于为民众好！
似乎自古以来改革家命运都不是很好，商鞅，吴起都是如此，王安石王相公一代名相，在《宋史》里以及以后文人之中都是褒贬不一的。
这种情况似乎也比较好理解，但凡改革，总要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人还往往是当权者。支持改革的最高领导一旦改变主意，或者不在当权，改革家们难免被清理掉。
王安石的变法因为当时不被主流所接受，支持者寥寥，而王安石手中又有一些权利，因此有人就把变法当作进身之阶，表面上支持王安石变法，却根本不懂该怎么操作，把变法弄得一团糟。
当时朝廷就想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王安石变法则是一剂猛药，贸然服用，非但不会起死回生，反而会一命呜呼。所以司马光，苏轼等人才反对。但变法的一些措施还是有些作用的，因此，后来王安石下台后，朝廷准备全部废除变法措施时，苏轼表示了反对。
首先，王安石并不是宋朝第一位改革家。宋朝积弊已久，三冗现象从宋初就存在，所以认为宋朝应该改革的人可以说一直络绎不绝，而第一个为此付诸行动的人就是范文正公范仲淹！
司马光可以说是范公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最终范公改革在一片反对声中不了了之，甚至让宋朝积弊更甚，司马光从此对于改革不抱希望，只寄托于未来能有挽狂澜于既倒的神人出现，而王安石显然达不到他心目中的要求。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也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开设官方银行，给农民放贷这一举措，可以说朝中只要稍稍了解一点基层干部的人品的人，都能想到村官县令会强制让农民借款，或者擅自提高利息，司马光和苏轼自然也可以想到，所以他们坚决反对。
最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是可以预料到的。王安石在朝中的根基地位不如范仲淹，得到的上面的支持力度也没有范仲淹大，改革措施比范仲淹激烈，反对人群也比范仲淹强大。而范仲淹都失败了，他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综上所述，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也就可以理解了吧！
王安石的政革只为了富国強兵，增加财政収入，比如青苗法一季贷款收二成利，一年两季收四成，比高利贷还厉害，再加上强制摊派，民不堪其重负，苏东坡常在州县一线工作了解此情当然反对。历史也证明这样做国富了，最后成了金国的战利品，兵呢并没强起耒，夫去大宋江山。
反对青苗法，反对贪腐，反对乱摊派。
面对北宋建国以后的积弊，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起变法，以现代人的目光看，变法的许多主张，能增加国家收入、活跃经济、增强兵力……。但许多政策在实施中，与初衷背道而驰，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主要原因有，一是用人不当，二是既得利益集团阻击，三是一些先进的政策没有基础，象在沼泽上建高楼。
司马光、苏东坡等一些正直大臣反对变法，正是因为从老百姓中，看到了变法的消极影响。
变法派与保守派，说不上谁对谁错。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也说不上谁对谁错。看人看事的方向不一致罢了。苏东坡本是保守派，在变法派当权时，被贬，但当保守派当权，又因为人耿直，也没落好。两头不是。
在反反复复中，北宋变得更弱，以致靖康之变导致灭亡。
一切皆是定数！